國家博物館嬗變：從被賦予諸多政治使命到LV進駐
資料圖片：昨天，新中國開國大典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的旗杆在國博亮相。本報記者 饒強攝
高達22.5米的開國大典旗杆亮相國博 自來水管拼接 圖
如今，被替代成“古代中國”的“中國通史”陳列，早已不再有“孔老二”、“腐朽的封建帝王生活”等字眼，取而代之的是“全面展示中華民族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偉大貢獻”。
在建築面積近20萬平方米的中國國家博物館，你能看到已經泛黃的末代皇帝退位詔書，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使用的話筒，以及楊利偉在“神舟五號”飛行於太空時所用的圓珠筆。
不僅如此，你還能看到“讓全世界女人都瘋狂尖叫”的路易威登限量版手提包。
這款印滿紅色櫻桃的女士手包，只是名爲“路易威登藝術時空之旅”的展覽近200件展品中的一件。這是路易威登創辦157年曆史上所舉辦的規模最大的展覽，也是國家博物館第一次舉辦品牌類設計展。
“時代不一樣了！”一位曾經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的老人感嘆。2003年，正是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國國家博物館。今年3月初，經過4年、耗資25億元的擴建工程，堪稱世界建築面積最大的國家博物館新館首次對公衆開放。
在這座被現任館長呂章申比喻爲“中國的祖廟”和“歷史文化的最高殿堂”的地方，人們習慣於看到“革命鬥爭的面孔”和“改革開放的表情”，卻還是第一次嚐到“奢侈品的滋味”。正如一面鏡子，這座國家級博物館的近百年曆史，照出中國百年形象的變遷。
建國之初的博物館大都沿襲了前蘇聯模式，意識形態味道很深，被賦予了很多政治使命
當國家博物館的前身“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1912年成立時，路易威登早已踏上了中國的土地。1907年，一支從巴黎出發的探險隊穿越戈壁沙漠，在零下35攝氏度的嚴寒中攜帶路易威登旅行箱抵達北京。探險家們可能無法想象，100多年後，這些印着“LV”標誌的箱包會進入象徵這個國家面孔的最高級別博物館。
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同一天，曾經屬於中華民國的“國立博物館”更名爲“北京歷史博物館”，隸屬於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原中國革命博物館陳列部主任蘇東海看來，對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而言，博物館的創辦目的是開啓民智、救亡圖存，而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博物館大都沿襲了前蘇聯模式，“意識形態味道很濃”，“被賦予了很多政治使命”。
如今，這位84歲的老人已退休在家。在他位於前門的家中，從客廳的一扇窗望出去，正是修葺一新的國家博物館。在這個存放着土改運動照片、紅衛兵小報、十一屆三中全會記錄的地方，開始擺上了法國拿破崙三世皇后用過的旅行箱、存放世界名琴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琴箱和世界第一款牀箱等路易威登品牌的罕見藏品。
5月底，在“路易威登藝術時空之旅”的開幕儀式上，明星、名模、綜藝節目主持人等時尚界名流逐個走過紅地毯。這樣“星光熠熠”的場景在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時代，簡直難以想象。“那時別提路易威登了，連國外的展品都很少。”一位當事人回憶，“老國博”只展出過南斯拉夫“人民英雄”鐵托、第一個採訪陝甘寧邊區的西方記者斯諾等人的“紅色展覽”。
1950年，“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成立。不同於歷史博物館主要展現中國古代史，革命博物館主要展現中國革命史和中共黨史。這一年的3月，爲了配合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革命博物館籌備處還舉辦了“美蔣特務大屠殺展覽”。
這座以政治教育爲第一功能的博物館，收藏有殺害李大釗的絞刑架，殺害劉胡蘭的鍘刀，以及開國大典時，在天安門廣場上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這些革命文物都是以“中央政府政務院”的名義，從全國各地徵集而來。包括陳列在歷史博物館的司母戊鼎也是從河南調來的。不過，這個因出現在小學課本而爲人熟知的青銅器，“最初是看中了它大，具有標杆意義，藝術性是其次考慮的”。
“農民起義並不好用實物展示，因爲大都被鎮壓了，連個屍首都找不到，所以只能虛配，找一些後人想象的畫作等，比如唐末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黃巢，只能找一張傳說中殉難地點的照片放上去。”一位當事人回憶說。
1958年，爲了迎接建國10週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北戴河會議決定，在規劃中的天安門廣場東側，也就是人民大會堂對面，興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
爲建新館，中央設立了一個以文化部黨組書記錢俊瑞爲組長的建館領導小組和以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爲主任的建館領導小組辦公室。一年後，陳列經中央書記處審查後，認爲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不突出，陳列的展線過長，氣勢不夠，沒有批准對外開放。中央又組建了以陸定一和康生爲首的新的建館領導小組，並提出了“突出紅線、大事不漏、增強氣勢、縮短展線”的16字方針，“紅線”指的就是毛澤東思想。
“有時，爲了突出 紅線 ，經常是沒有的東西做也要做一個出來。”蘇東海說。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中國革命史陳列”由鄧小平親自審定拍板，於196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40週年之際正式對外開放，鄧小平親自題寫了館名。
如今我們是開放的、走向世界的中國，再叫革命博物館與中國形象不符
這些過往歷史，對於22歲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小陳來說十分陌生。一個週五的上午，她和同學一起來到展覽現場。“我覺得我的年齡不適合背LV。”她目不轉睛地盯着一款裝滿水晶瓶子、象牙或玳瑁髮梳的路易威登梳妝箱說。
這個出生於改革開放年代的女生，談起和路易威登齊名的奢侈品牌香奈兒、卡地亞等很是熟悉。事實上，她自己就拎着一個價值逾千元的coach手袋。
她或許難以想象，路易威登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家專賣店，1992年在北京王府半島酒店揭幕時，帶給國人是一場怎樣的衝擊。當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市民的平均月工資差不多隻有200元，《經濟日報》頗有怨氣地指責銷售外國品牌的賽特商場“太離譜了”。
當整個國家都被一個名叫“改革開放”的觀念所改變時，代表這個國家面孔的國家博物館也悄然發生着變化。1979年10月1日，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基本陳列修改後重新開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媒體報道說，新的陳列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傳統，突破了禁區，按歷史本來面目反映黨史。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是1945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場照片，劉少奇赫然位列其中。這一消息很快在社會上廣泛傳播，人們知道，劉少奇就要被平反了。
1983年，中國歷史博物館也開始對中國通史陳列進行修改，“主要是消除 文化大革命 極左的影響”。這一年，從1969年起合併的兩家博物館再度分開，恢復獨立建制。
據一位當事人回憶，過去的中國通史陳列，“爲了 砸爛封資修 ，打破王朝體系，採取了以農民戰爭爲主的陳列體系，把一部古代史變成古代農民戰爭史。這個方案被周恩來否決後，才又基本恢復原體系。但爲了壓低帝王將相的氣魄，基本上不出現帝王將相的圖像”。
從1982年起，歷史博物館更是闢出800平方米的展廳，引進地方博物館的專題展覽，比如與河南考古研究所聯合舉辦的“河南考古新發現展”、與鎮江市政府、鎮江博物館聯合舉辦的“鎮江文物精華展”並配合展出了《今日鎮江》等。
“旅遊業開始發展了，人們會問，爲什麼你們總是一個展覽，爲什麼沒有新東西呢？”一位歷史博物館的退休人員解釋，“加上當時有很多考古新發現，我們就想辦法改變思路。”
蘇東海介紹說，革命博物館也從整體結構上發生了變化：原來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現在變成了近代中國和當代中國；內容也從以政治爲主，擴大到經濟、文化層面。
2003年，在過去50多年裡分分合合的歷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再度宣佈合併，更名爲“國家博物館”。對於這一稱呼，館長呂章申解釋說，“國家領導人出訪國外，感覺博物館都是有歷史有藝術的，是綜合性的博物館。如果我們還叫歷史館，還叫革命館，可能就與現在中國的形象不符。如今我們是開放的中國，是走向世界的中國。”
中國作爲一個日益強大的國家，正在展露出日益自信、從容、優雅的表情
這一中國新名片背後的國家，早已不再把奢侈品視爲“小資產階級情調”般的洪水猛獸。站在路易威登設計的一款汽車旅行箱旁，國家博物館的保安任靜有些害羞地說：“當然了，我也想有一個LV包包，努力吧！”這個18歲的東北姑娘最早是在讀高中時，通過韓國偶像劇得知這個品牌的。
她的夢想正被這個國家逐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實現。根據諮詢公司貝恩最新公佈的一份研究顯示，今年全球範圍內奢侈品銷售的激增，主要是受中國市場高達150億美元、兩位數的增長率的推動。世界奢侈品協會日前更是發佈報告稱，預計中國最快將於明年超過日本，成爲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
除了路易威登，5月中旬，迪奧在上海推出多媒體攝影展，展示其“Lady Dior”系列手袋。今年更早時候，美國設計師馮-菲爾斯騰貝格在北京798藝術區開辦了她的展覽《衣之旅》。
但這些奢侈品展示的生活，與普通人生活的差距，刺痛了大衆的神經。3月底，北京市工商局更是在其網站上宣佈，禁止戶外廣告宣傳享樂主義、崇洋媚外等。兩個月後，路易威登公司一幅約20米高的手提箱廣告因爲違反上海市戶外廣告規範，被上海市政府責令拆除。
或許因此，當這一奢侈品的代表登上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殿堂時，也引起格外的爭議。有人用“商得起、傷不起”來質疑這一商業品牌在公益性質的博物館展出。
美國《華爾街日報》評論說，很多人懷疑奢侈品牌是否具備將自家產品定義爲藝術品的公信力。路易威登在它位於巴黎香榭麗舍大街的旗艦店開辦藝術館的時候就引起了一定的爭議。在一場展覽中，多位裸體黑人和白人女子用身體拼出“L”和“V”兩個字母。
蘇東海認爲不必大驚小怪。在這座既展覽着仰韶文化代表作品人面魚紋彩陶盆，也存放着大鍊鋼鐵時期河北某地煉出的鐵球的博物館，他認爲這恰恰是呂章申館長提出的“歷史與藝術並重”的發展方向的體現。
如今，被替代成“古代中國”的“中國通史”陳列，早已不再有“孔老二”、“腐朽的封建帝王生活”等字眼，取而代之的是“全面展示中華民族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偉大貢獻”。
“復興之路”則代替“中國革命黨史”成爲國家博物館的基本陳列。這一佔據了三層樓、8個展廳的大型展覽，早已不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等革命敘事的語言，而是以“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探求救亡圖存的道路”等敘事進行展示。
對於這些紛爭，來自俄羅斯的姑娘塔吉亞娜看得更開。她是在“來看毛主席”的路上，意外發現了這個展覽。這位留學生笑着說：“沒什麼奇怪的，在莫斯科紅場，列寧遺體的對面，也有一個大商場，裡面賣着路易威登等國際大牌。”
她可能還不知道，在上世紀60、70年代，像她這樣的外國人，如果是來自第三世界等友好國家的話，有可能被介紹到革命博物館去參觀；如果來自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則會被介紹到歷史博物館去參觀。
“這些變化既體現了中國國家博物館日益開放、包容和多元化的發展方向，”一位文化研究者評論說，“也體現出中國作爲一個日益強大的國家，正在展露出日益自信、從容、優雅的表情。”（記者 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