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思維方式（37）移民經濟學
第6章
移民經濟學
歷史上的移民模式多種多樣，這背後往往有着複雜的經濟學原因，但這些模式之間的差異使得我們無法對所有移民得出普遍適用的結論。
例如，意大利移民的模式與愛爾蘭移民截然不同，而兩者又與印度移民有着顯著的差異。
隨着交通技術的發展，移民的方式也隨之變化，從最初的風力船，到蒸汽動力船，再到現代的飛機。
移民的來源地和目的地也在不斷變化。
此外，難民和寄居客的遷徙模式不同，大批被驅逐的人羣（如20世紀70年代被烏干達驅逐的亞裔人和中世紀被歐洲部分地區趕走的猶太人）的移居歷程和特點也與難民和寄居客明顯不同。
再者，不同的移民羣體往往說着不同的語言，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技能。
據估計，目前全球約有2億移民。這一龐大的人口數量僅次於中國、印度、美國和印度尼西亞的人口總數。
但即便如此，移民人口總數也只佔全球總人口的約3%。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國際移民的主流模式都是從較貧窮國家流向較富裕國家，但這並不意味着移民是這些國家中最貧困的羣體，因爲移民本身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
在那些不那麼富裕的國家中，通常是技能水平和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更可能選擇移民。《經濟學人》曾報道：
儘管南非的大學正以較快的速度培養大批畢業生，但許多高素質人才在學成後立即選擇離開祖國，前往英國或澳大利亞。這導致南非國內出現大量職位空缺。
摩洛哥的理科或工科學位持有者、掌握計算機技能並精通多國語言的人才紛紛前往法國、荷蘭和加拿大，而文科和公共管理專業的學生則多留在國內工作。
摩洛哥人口遷移研究智庫AMERM的穆罕默德·卡查米教授常常感嘆，祖國甚至缺乏足夠的人才來改善國內的網絡狀況。
然而，在巴黎，卻存在一個由摩洛哥IT工程師組成的協會。
在非洲南部，由於大量醫生和護士前往海灣地區、歐洲及其他地方尋找工作機會，本地醫院和診所只能應對因此產生的公共健康問題。
教育領域也面臨類似問題，大量教師的離去導致本地師資嚴重不足。
像牙買加、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塞內加爾這些小國，50%到75%的畢業生都已移居他國。
移民問題非常複雜，要徹底理解這一問題，需要將其分解，分別研究其不同的方面。
接下來，我們將首先回顧歷史上的人口遷徙模式，並考慮影響這些模式的經濟因素。
自有記載的人類歷史以來，人口遷移已經持續了數千年。
考古學研究表明，在文字記錄之前，人口遷移就已經存在。
由於國界的出現較晚，在研究早期的人口遷移時，並不需要像研究當代人口流動那樣區分國內流動和國際遷移。
個人選擇遷移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通常只有在大規模人羣面臨顯而易見的重要問題時，纔會出現集中遷移。在歷史上，土地在一定年限後無法再提供足夠的食物，人們爲了生存被迫搬遷，讓土地恢復肥力。
例如，中世紀斯拉夫人受到蒙古人侵略，被迫向西遷移；歐洲人的入侵也迫使美洲原住民向西部遷移。
侵略者本身也是移民，他們通過武力征服新土地，掠奪資源和人口。
此外，還有一些遷移是被迫的，例如1530年至1780年，至少有100萬歐洲人被俘虜爲奴隸，送往北非巴巴里海岸，其規模是被運往美洲的非洲奴隸的兩倍。
現代人口遷移的原因與過去不同，大多數遷移是自願的，不再是爲了躲避侵略者或逃離貧瘠的土地。
是否遷移，個人或家庭通常根據自身情況決定，因此不同人羣、國家、時代的遷移模式各不相同。
在過去的300年間，美國接收的移民人數遠超其他國家。
2007年，美國有3,800萬人出生在國外，佔全球移民總數的20%。相比之下，沒有任何一個移民輸出國能像美國在吸納移民方面佔據如此優勢。
幾百年來，歐洲一直是主要的移民輸出地，但不同歷史時期移民的來源國各不相同。
以移民美國的歐洲人爲例，1850年前後主要來自愛爾蘭，1880年主要來自德國，1930年前後意大利人則成爲主力。
移民並不是隨意從一個國家遷移到另一個國家。
德國移民並非隨便從德國出發，而是在美國特定地點定居，例如肯塔基州的法蘭克福由來自德國法蘭克福的移民建立，威斯康星州的洛米拉小鎮幾乎由勃蘭登堡移民構成。
類似情況在世界各地廣泛存在，如澳大利亞的弗里曼特爾漁民幾乎全部來自意大利兩個小鎮，黎巴嫩移民聚居在哥倫比亞的一些村鎮。
移民輸出地也各有特點。美國建國13州的人口構成並非英國人口的隨機樣本。
南部地區的英國移民與新英格蘭區的移民來自英國的不同地區，且在識字率、暴力事件發生率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這種差異在大西洋兩岸都存在。
不僅如此，西班牙的猶太移民與德國的猶太移民也常定居在不同的社區內，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移民在東南亞各國也會選擇不同的定居地。
人口流動不僅僅是搬家。跨國遷移甚至國內遷移都要求遷移者學習新社會的文化、語言以及其他生活技能。在有親屬或同鄉居住的地方，新移民可以得到指導和資金支持，降低遷移成本。
這就是爲什麼來自同一國家或地區的移民往往集中定居在一起。
許多歐洲移民循着同胞的足跡跨越大西洋來到美國。
這些新移民通常依賴已經定居美國的家人或同鄉的資助。
19世紀的歐洲移民，尤其是芬蘭、挪威和瑞典的移民，許多人都是靠預付船票成行的。
19世紀40年代愛爾蘭大饑荒期間，超過一半的愛爾蘭移民的船票由已在美國的親友預付。
類似的，20世紀初，超過一半的東歐猶太移民依靠在美猶太人的資助逃離迫害。
交通方式的變化對移民的輸出地和目的地都有顯著影響。
在大部分社會中，貧窮限制了人口遷移的可能性。許多人一生活動範圍不超過出生地50英里。
在交通技術發展之前，移民的範圍和目的地受到極大限制。
殖民地時期，美國主要的貿易伙伴是歐洲的工業國家，這意味着往返於歐美之間的貨船在返航時通常會有空餘空間，那些住在貨船附近的歐洲人得以較低成本移民美國。
19世紀蒸汽動力船的出現大大降低了跨大西洋航行的成本，使得更多來自南歐和東歐的貧困人口能夠移民美國。
跨大西洋移民的成本大幅降低，使得更多人能夠移民，同時也催生了寄居現象，移民們只計劃短暫停留賺取積蓄後返回家鄉。
例如，意大利人在美國、阿根廷和其他國家的寄居現象十分普遍。
20世紀，飛機的發明和商用航班的普及再次改變了移民的輸出地和目的地，使得過去無法負擔遷移費用的人們得以實現移民。
到20世紀末，移民美國的亞裔人數已經超過了歐洲移民。
從1850年到1914年，約有5,500萬歐洲人移居西半球和澳大利亞。
20世紀中葉後，亞洲移民成爲新的主力軍。總的來說，移民的輸出地、目的地和文化隨着時間不斷變化，呈現出多樣性和複雜性。
人口遷移不僅是簡單的人口流動，還涉及文化的轉移和融合。
當移民及其後代逐漸融入新的社會，有些文化會被同化，而有些文化則會在幾代甚至幾個世紀內保持完整，儘管周圍環境完全不同。
不同社會中，文化的保留和同化情況各不相同，其背後有複雜的原因。
以黎巴嫩移民爲例，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黎巴嫩移民相比拉美地區的黎巴嫩移民更容易融入當地社會。
而移居到西非國家如塞拉利昂或科特迪瓦的黎巴嫩人則更多地保留了原有的文化和習俗。
這種差異反映了不同社會對移民文化的接受程度不同。
在美國和澳大利亞，主流文化佔據主導地位，移民需要努力適應這種文化才能被社會接受，因此同化對移民來說非常重要。
在拉美，社會更傾向於多元文化的共存，各種文化能夠彼此交融，各自貢獻。
在西非地區，原住民往往不願與移民羣體進行文化交流，或者移民羣體也不願意接受當地文化，這導致了移民文化的長期保留。
華裔移民在美國的同化速度要快於在馬來西亞的同化速度。
在美國，華人逐漸融入主流社會，通婚率高且普遍能說英語；而在馬來西亞，儘管華人移居歷史更長，但他們更傾向於保留自己的文化，通婚率較低，會說馬來語的華人也不多。
這顯示了文化同化過程中，不僅要看移民是否願意接受當地文化，還要看他們能否從同化中獲得實際的好處。
短期寄居的移民往往不會迅速同化，特別是當他們的文化不斷得到來自家鄉的新移民的支持，或頻繁往返於故鄉和新居地時，這種文化保留的現象更爲明顯。
20世紀20年代美國通過了限制移民的法律，導致新移民數量大幅減少，許多此前未被同化的移民族裔開始逐漸同化。
這說明，文化的融合和跨族通婚沒有固定的模式，不同的移民羣體、遷移時間和遷移目的地都會影響同化的進程。
移民的文化背景對其行爲有重大影響。
不同的文化背景會導致不同的經濟行爲。
例如，意大利移民在阿根廷的表現顯著優於本土出生的阿根廷人，無論是在農業、商業還是工業領域，他們都更爲成功。
而在馬來西亞，華人的教育水平普遍高於原住民，即使在殖民時期，政府的學校不接收華人，華人也會自己建立學校，提高下一代的教育水平。
文化的影響不僅僅侷限於移民，還可以在不同移民羣體之間產生差異。
例如，蘇格蘭低地地區的移民比高地地區的移民更容易融入英語國家，而德國移民在許多地方能夠長期保持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但在政治上他們往往忠於定居國。
移民的文化適應速度可能會帶來社會問題。
例如，在法國，第一代來自北非的移民被認爲比他們的後代更能適應法國社會，但他們的後代在社會中卻表現出更多的衝突，甚至引發了嚴重的暴力事件。
在美國，墨西哥裔移民的犯罪率從第一代到他們的後代提高了8倍，這與法國的情況類似。
總的來說，文化的轉移和融合是人口遷移中的重要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在新的社會中表現出不同的適應模式和經濟行爲。
這些文化差異使得移民問題變得複雜且多樣化，不能一概而論。
移民返遷，即移民迴歸祖國，是一個複雜而多樣化的現象。
不同國家和族羣的返遷比例各不相同。
例如，2005年至2006年間，約有2萬印度裔移民返回印度；而僅2006年一年就有近4萬海外華人回到中國。如果把時間範圍拉長，從1905年到1976年，有超過850萬意大利裔移民回到祖國。
在英國統治時期，許多印度人離開祖國，以契約勞工的身份去往大英帝國的各個殖民地。
契約期滿後，許多人選擇回到家鄉。
據估計，從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共有約3000萬人離開印度，其中約有2400萬人返回祖國。
返遷移民不僅帶回了經濟上的財富，還帶回了他們在寄居地學到的文化和觀念。
例如，很多返鄉的意大利人不僅帶回了在美國賺到的錢，還帶回了平等觀念和重視教育的理念，這在他們的家鄉造成了顯著的文化差異。
他們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與當地文化有所區別的社區。
移民不僅帶來文化和經濟影響，還可能帶來疾病。
歷史上，歐洲人征服美洲的過程中，疾病成爲了一個重要的因素。
歐洲疾病對美洲原住民的影響遠遠超過美洲疾病對歐洲人的影響，導致了大量原住民的死亡。
這些疾病往往以高達50%甚至90%的死亡率在原住民中傳播，遠超過歐洲入侵者通過武力造成的傷亡。
相比之下，歐洲人征服非洲的進程則慢得多，因爲非洲疾病對歐洲人的影響更爲致命。
直到歐洲醫學技術能夠控制非洲的熱帶疾病後，歐洲人才開始大規模征服非洲大陸。
然而，疾病傳播不僅限於征服型移民。
難民、經濟移民和其他類型的移民也常常將新的疾病帶入他們的新居地。
例如，19世紀大量愛爾蘭移民將霍亂帶入美國城市，導致了流行病的擴散。
當今世界，各國依然面臨類似的問題。
比如，英國的新發乙肝病例中，95%來自海外移民，而非洲移民在英國艾滋病患者中的比例也遠高於其人口比例。
治療這些移民所需的經濟成本相當高，且對公共衛生系統造成了負擔。
在美國，移民帶來的疾病如肺結核、甲肝、乙肝等也有所增加，這些疾病在本地人中已經很少見。
接受大量來自貧窮國家移民的西方國家，都面臨着類似的疾病傳播問題。
隨着移民帶來的疾病增加，許多過去在西方社會中已不常見的疾病重新出現，如瘧疾、肺結核和病毒性肝炎。
這些疾病的再現，提醒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遷移不僅影響經濟和文化，還對公共衛生構成了挑戰。
經濟狀況在移民決策中起着關鍵作用，不僅影響移民的來源地和目的地，還決定了移民接收國的收益和成本。
不同移民羣體的背景和技能水平差異巨大，這種差異對接收國的經濟影響也各不相同。
例如，21世紀早期，來自亞洲的移民中約有45%具有大學學歷，而墨西哥移民中只有4%的人完成了大學教育。
這些差異影響了移民對接收國的經濟貢獻以及所帶來的社會成本。
即使來自同一國家，不同移民羣體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影響了他們在接收國的經濟作用。
以19世紀的蘇格蘭爲例，來自蘇格蘭低地和高地的移民在文化和經濟背景上差異顯著。
低地蘇格蘭人通常說英語，具備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專業技能，他們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定居後，往往能夠更快地融入當地社會，並在農業和商業領域取得成功。
而高地蘇格蘭人由於語言障礙和教育水平較低，在移居地保持了更長時間的獨特性和孤立性。
這種文化和經濟背景的差異不僅影響了移民羣體本身，還影響了接收他們的國家。
高地移民在澳大利亞受到的歡迎度明顯低於低地移民。
隨着時間推移，來自高地的蘇格蘭移民比例逐漸減少，而來自低地的移民逐漸佔據主導地位。
移民對接收國的經濟影響是一個複雜的利弊權衡過程，因不同移民羣體和國家而異。
有些移民能夠爲接收國帶來顯著的經濟收益。
例如，17世紀，胡格諾派教徒因宗教迫害從法國逃往英國，他們將鐘錶製造技術帶到倫敦，幫助英國成爲世界領先的鐘表製造中心之一。
類似地，移民還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新的產業，如中國和印度移民在馬來西亞發展了橡膠園和錫礦，德國移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創立了啤酒廠等。
在一些時期，移民接收國甚至會選擇性地鼓勵和補貼某些移民羣體，以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
例如，19世紀的日本和澳大利亞分別吸引了具有工業技能的外國移民，幫助他們實現工業化進程。
然而，移民政策也有排斥性的一面。
日本長期以來限制大規模移民的涌入，至今仍是種族成分最單一的現代化國家之一。
移民不僅影響接收國的經濟，還對社會文化產生深遠影響。
不同移民羣體在接收國的社會融入和經濟貢獻程度不同，這取決於他們的背景、技能以及接收國的政策和社會態度。
隨着時間推移，移民的來源地、技能水平和文化背景不斷變化，因此，接收國的移民政策和經濟策略也需隨之調整，以適應新的挑戰和機遇。
歷史數據顯示，不同時間段和法律框架下的移民潮，既反映了移民羣體的多樣性，也揭示了這些羣體對接收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以美國爲例，從1820年到1880年，約有1000萬移民來到美國，主要來自西歐和北歐。
1880年到1924年間，移民來源地轉向東歐和南歐，這一階段共有2600萬移民進入美國。
1965年，美國移民法再次調整，移民構成發生了顯著變化。
到了2000年，來自拉美的移民佔比已達51%，亞洲移民佔26%，而歐洲移民則減少至15%左右。
如今，來自歐洲的移民數量甚至少於單一國家的移民，如墨西哥（佔比約28%）。
1965年美國移民法的修改改變了移民羣體的構成和經濟背景。
在此之前，移民羣體的平均收入水平高於美國本土居民，而新法案實施後，移民羣體的收入水平持續低於美國本地人。
導致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新的移民羣體在教育水平上與美國本地人之間的差距擴大。
儘管各羣體的教育水平都在提高，但美國本地人的教育優勢更加明顯。
這種差異也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1990年，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平均收入比美國普通居民低40%。
與之相比，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優先接收教育背景良好、掌握英語或法語的移民，因此加拿大的移民羣體在技能和收入水平上都優於美國的移民。
這表明，不同國家的移民法和經濟標準直接影響了移民羣體的構成和經濟貢獻。
20世紀後半葉，西歐國家實施了“客工計劃”，通過吸引移民來填補本地人不願從事的低薪工作。
雖然這種政策在短期內解決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但長期來看卻帶來了社會和文化上的挑戰。
移民政策的開放性和文化多元化的理念，常常被政客和精英階層所支持，但普通民衆對此持保留態度。
西歐國家的多次選舉和民意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選民對移民問題表示擔憂，甚至反對。
移民對接收國經濟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在勞動力供給和經濟規模擴大的方面。
然而，增加的總產出並不一定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提高，這纔是衡量移民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標準。
《經濟學人》估計，移民可能使英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約8個百分點。
然而，移民所帶來的成本，如社會服務負擔、文化衝突和經濟不平等，是否會抵消這一收益，仍需進一步評估。
移民問題涉及複雜的經濟和社會因素，不同移民羣體、政策和國家背景都需要具體分析。
儘管移民能夠帶來經濟增長，但只有當移民的收益超過成本，且能惠及整個國家時，移民政策才能被視爲成功。
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長期以來一直試圖衡量移民對美國的淨經濟影響。
通過計算移民的納稅總額、社會保險貢獻等經濟收益，與福利支出、教育成本和監獄中移民犯罪率較高所帶來的社會成本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各不相同。
有些研究認爲，移民對美國經濟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淨收益，而另一些研究則認爲移民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達到了相同數量的經濟負擔。
這種差異源於研究中使用的假設和方法不同，也反映出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解釋和觀點。
對於移民是否會壓低美國工人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工人的收入，研究結論同樣相互矛盾。
歷史數據顯示，19世紀歐洲的大規模外遷導致歐洲本土與移民目的地的工資差距逐漸縮小。
然而，當代的移民是否會對美國工人的收入產生類似的影響，目前仍沒有明確的答案。
部分原因在於許多研究只關注了移民高度集中的地區。
在這些地區，移民工人的大量涌入可能導致工資水平保持較低，而美國本土工人則可能選擇搬離這些地區。
因此，即使在這些地方移民和本土工人的工資差距不明顯，也不代表移民對整體美國工人的影響微不足道。
確定移民對經濟的普遍影響是困難的，部分原因在於移民羣體的異質性。
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移民在教育、工作能力、文化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隨着時間推移，這些差異也在不斷變化。
20世紀60年代之前，移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往往高於美國本土勞工。
然而，隨着美國移民法的調整，移民來源地發生了顯著變化，移民的收入水平開始落後於本土勞工，且這一差距逐漸擴大。
除了經濟成本，移民還帶來了文化挑戰。
特別是在歐洲，大量來自生活水平較低的伊斯蘭國家的移民帶來了他們的文化和價值觀。
這些價值觀常常與西方社會的主流文化發生衝突，導致移民難以融入新社會。
結果，伊斯蘭移民在西歐各國形成了獨立的民族聚居區，不僅保持着與周圍不同的價值觀，還對這些價值觀存有敵意。
當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發生衝突時，這種文化差異和敵意往往會加劇。
“客工計劃”最初被視爲一種臨時解決勞動力短缺的方式，但事實上，這些移民並不只是“客人”。
他們往往舉家遷移，定居在接收國，並繁衍生息。
隨着時間推移，這些移民及其後代在接收國人口中所佔比例不斷增加。
然而，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的失業率常常高於第一代移民，這在法國等國尤其明顯。
法國一些地區的年輕穆斯林男性失業率估計高達40%左右，他們對主流社會的疏離感強烈，參與犯罪的比例較高。
文化融合在多元文化主義的背景下受到抑制，多元文化主義強調接納和保持文化差異，而不是將不同文化融入主流社會。
結果，社會的割裂持續存在，並以犧牲社會凝聚力爲代價。
越來越多的政府和私營機構開始以多種外語印發文件，以適應移民的需求。
這種做法在短期內可能有利於個人，但從長遠來看卻可能導致社會的進一步分裂。
即使在美國或歐洲，並非所有移民都反對同化或主流文化的價值觀。
然而，反對同化的聲音往往更響亮，並在公共討論中佔據主導地位。
這種趨勢在未來可能會對接收國的社會結構產生深遠影響。
移民對接收國的經濟和文化影響複雜多樣，難以一概而論。
雖然移民可能帶來經濟上的收益，但文化挑戰和社會成本同樣不可忽視。
不同國家和歷史時期的移民政策都需仔細權衡利弊，以確保移民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能夠最大化，同時減少可能的負面影響。
經濟學並不能直接爲移民問題提供具體的“答案”，而是揭示出那些自稱有答案的政客所需要面對的問題。
經濟學不僅考量政策的短期效果，還關注其長期影響，而政客們的提案往往忽略了這一點。
例如，“客工”政策將移民描繪爲臨時工人，只需考慮他們對本國工人的直接影響。
然而，這種看法過於狹隘，因爲政府還需爲這些移民提供醫療、教育以及其他基本福利，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的成本。
事實上，歐洲的移民犯罪、恐怖主義活動，乃至由貧困國家移民帶來的疾病傳播，都是接收國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移民的來源不同，各國所面臨的成本和收益也不盡相同。
因此，無法針對移民問題提供統一的解決方案，因爲移民本質上就是一個多樣化的羣體。
不同背景、不同經歷的移民在新的國度表現也各不相同。
歷史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差異，但同時也可能誤導我們，因爲如今的移民背景與歷史上的情況已大相徑庭。
過去的移民在來到新國家後往往全心融入新社會，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今天的許多移民羣體則傾向於保留其原有文化，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傳遞對接收國的不滿。
再加上現代民族機構的作用，移民的同化變得更加複雜。
20世紀20年代，美國對移民的限制切斷了移民與故鄉文化的紐帶，促使他們更快融入美國社會。
但今天，某些民族組織卻積極保持這些文化聯繫，阻礙了移民的同化進程。
經濟學可以質疑政客們常用的論調，比如“移民可以填補本國勞動力市場的空缺”。
實際數據表明，在美國，絕大多數行業中，移民的比例並未超過總勞動力的一半。
即使是在被認爲依賴移民勞動力的農業部門，美國本土工人仍佔多數。
政客們擔心，如果沒有非法移民，美國的農產品價格會大幅上漲，但這種擔憂並不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即使農場工人的工資翻倍，最終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也微乎其微。
經濟學和歷史學都需要謹慎分析不同時期和地區的具體情況，而不能草率引用歷史經驗或經濟理論。
儘管從理論上講，人口的自由流動可能促進經濟發展，但實際上，人口遷移的影響遠比商品和服務的流動複雜得多。
移民不僅帶來了勞動力，也帶來了文化、疾病，甚至是社會緊張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