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浙江農村豪宅，說這是歐洲我都信
當全國省份都在傾力打造自己的“網紅城市”，浙江的村莊們，卻各自默默努力，然後驚豔了所有人。
乾淨規整的道路、明亮別緻的小洋樓、恰到好處的綠化，走在浙江農村，你甚至誤以爲自己到了某個西歐發達國家。
儘管中國城市排名上下波動，但要給全國農村進行排名，能和浙江較量一下的，估計也就只有江蘇了。
浙江農村爲什麼修得這麼豪華？浙江農民怎麼就這麼有錢？
浙江農村，豪華和審美同時在線
如果你對農村的印象還停留在沒Wi-Fi、沒廁所、沒娛樂，不乾淨、不方便、不舒適，那麼浙江省的高配農村，足夠讓你大開眼界。
當有些地方還在宣傳農民上樓、通水通電通暖氣的時候，浙江農民早就不滿足於蝸居生活，大刀闊斧地蓋起了自己的獨棟別墅。
浙江統計年鑑上記載了一個這樣的數據：2019年，浙江農村的單棟樓房比例已經達到89.4%，而且這個比例已經連續上漲了很多年[1]。
浙江紹興，農村別墅成羣
三四層樓的大宅子，光廁所就有五六個，大飄窗、羅馬柱，還自帶小庭院。闊氣的人家甚至不滿足改造房子，而是直接將園林景觀搬到院中。
道路兩旁的聯排別墅，讓你以爲路過了城裡的東方雅苑、世紀公館；走進屋前的庭院，你彷彿掉進了愛麗絲仙境；推開重重大門，就像踏進了某座西歐城堡，一擡眼卻發現，它們都有着最接地氣的村名。
更酸的是，旁邊的浙江朋友還要不動聲色來一句：這是我們十年前的標配了。
恍若仙境的浙江鄉村
的確，顯赫氣派還只是他們對住宅的基本追求，浙江農民讓你respect的是，他們不僅有錢，而且審美在線。
遍地可見的“新亞洲風情”、“歐式風情”就不說了，浙江農村還講究一村一景。
位於杭州富陽區東梓關村的“杭派民居”，就滿足了無數文藝青年對於“詩意棲居”的想象，白牆黛瓦、錯落有致、清爽整潔，被譽爲“最美回遷房”。
2020年10月24日，浙江杭州，富陽東梓關村是遠近聞名的“網紅村”
而寧波奉化的滕頭村，早在2007年，就被聯合國評爲首批世界十佳和諧鄉村，甚至還擁有自己的5A景區[2]。
將宅子修好還不夠，浙江農村的基礎設施、公共場所，纔是讓別地農村自愧不如的地方。
作爲“浙江第一村”的花園村，坐擁全國最大的村級醫院、學校、商場，和最高的摩天輪。甚至連高層住宅、會展中心、大型商場、圖書館這些“城市設施”，村裡也一應俱全[3]。
2019年10月29日，浙江寧波，奉化滕頭村風景旅遊區
如果說花園村是個特例，那麼在更普通一些的浙江村子，你同樣能看到分類垃圾桶、公共衛生間這些城市中都不一定普及的公共設施。
在一些村莊，你甚至可以參觀村莊自己的歷史和民俗展覽館、圖書館和書法室。浙江農村豐富的精神生活，讓每天兩點一線的城裡人紛紛汗顏。
建築師王澍說，中國未來的鄉村，將要朝“隱形城市化”的狀態發展，既能保留山水文化，又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適[4]。而浙江農村，又一次早早立在了潮頭。
2017年12月19日，浙江嘉興，農村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中心工人在處理垃圾
就在去年，“浙江第一村”花園村被列爲浙江省第四批小城市培育試點，這是目前榜上的第一個村級試點[3]。
在這之前的2018年，作爲首批試點之一的溫州市蒼南縣龍港鎮，就已經撤鎮設市。從小漁村到1984年建鎮，再到設市，龍港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座農民城”[5]。
從住宅到綠化，從基礎設施到文化空間，浙江農村從裡到外，可都太豪氣了。
豪華農村，不是一日建成的
其實浙江農村，也並非一直這麼豪華。
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浙江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只有12.6平米，很多房屋還都是破舊的磚木結構[6]。
1984年春，浙江省寧波市，慈溪縣鳴鶴鎮，當地民衆歡迎僑胞返鄉考察
“下姜村的露天廁所、豬圈、羊圈多達154個，污水橫流，臭氣熏天”
“最怕下雨，因爲村道都是土路，下雨後非常不好走。更嚴重的是，下雨後，從村裡100多個露天廁所滲出來的黑水，會沿着山路一直流到河裡[6] 。”
好在貧窮的日子並不長久，一波建房熱很快興起。1981-1990年，浙江近80%的農民都建了新房，原來的土坯瓦片木樑，被換成了鋼筋混泥土。
1983年，滿載而歸的蒼南宜山農民。80年代，蒼南宜山共有幾千名專業或兼職推銷人員從事長途運銷，給宜山的土紡土織業帶來新的生機
八九十年代建築樣式不多、施工水平也有限，新興的富人階層怕別人不知道自己的財富，建起高大的樓房，在周圍一片破舊低矮的房子中就彷彿鶴立雞羣，極大滿足了虛榮心。
農民自主建房是這時候普遍的建房模式。建房如同吃飯，豐儉由人。農民根據自己家底和審美偏好，擔任自家宅院的總工程師。後來我們熟悉的羅馬式、哥特式、中式風格穿插混搭，洋土隨意結合，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了[7]。
我們在中國其他農村見到的魔幻現實主義民居，浙江不是沒有，只是曾經擁有。
很快，浙江省政府開始積極插手。2003年，浙江省在全國率先實施“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這個工程推廣到全國，也是16年以後的事了[8]，這個時間差，讓浙江鄉村換新遙遙領先。
工程首先針對的，就是農村“髒亂差”這第一張名片。道路硬化、垃圾收集、衛生改廁、河溝清淤、村莊綠化，各類大大小小的整治工程，在浙江一萬多個村莊裡快速推行[9]。
緊接着，農房改造、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也被列入整治任務。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主導的建房模式受到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青睞。
浙江鄉村民居
政府往往邀請專業的設計和建設團隊加入，統一規劃和施工[7]。專業設計師的加入，就像打開了付費款的美顏濾鏡，讓浙江鄉村在網紅道路上狂飆猛進。
他們不再滿足於原來的洋土結合、風格迥異的自建房，也拒絕“兵營式”整齊排列的死板佈局，在建築風格上開始融入村莊的歷史文化，追求一致風格和個性需求的平衡。
以東梓關村爲例，政府爲了避免村民各自建房，破壞村落的整體格局，先安排村集體統一徵地，再外包設計公司和建築公司，統一進行規劃設計和代建[10]。
浙江杭州富陽區場口鎮東梓關村
雖然質量和顏值雙雙提升，但造價也蹭蹭蹭地上去了。
東梓關村的民居建設，雖然政府出資1300多萬，提供了煤氣管道、網絡、綠化景觀、道路這些配套設施，並且將最終造價壓縮到1376元/㎡[10]，但村民購入依然需要30-50萬，更別提裝修費用，據村裡老人回憶，條件好的家庭，光是裝修房屋就用了“70多萬鈔票”[11]。
而在“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中，村集體和農民投入也佔到了全省村莊整治資金投入量的57%[12]。
浙江農村爲什麼這麼有錢？農民的錢從哪裡來？
先致富，再建房
先看一個數據：2019年，浙江僅有10.5%的勞動力在從事農業，比全國平均的一半還要少。退回到改革開放之初，浙江54.9%的農業從業者，也比全國平均低了近8個百分點[1][13]。
農民不務農，浙江農村豪宅背後的故事，要從這裡說起。
中國古代重農輕商，而浙江農民自古卻是“工商皆本”。早在農村“以糧爲綱”的計劃經濟時期，浙江農民就頑強地將這一傳統延續了下來，“鑽空子”式的發展非農經濟爲他們攢下了第一桶金。
當生產隊平均分紅15塊一個月，農民想方設法溜出去當挖魚塘的包工頭、工廠的臨時工，賺上六七十塊，而在家的婦女通過做挑花邊這樣的副業，每月也能有20-25塊的收入，“鋤頭勿如針”，足見當時非農經濟的火熱程度[14]。
2010年11月10日，浙江省嘉興市嘉善縣姚莊鎮北嶽村，一位農家婦女在操作編織機，爲企業老闆加工羊毛衫
改革開放以後，浙江農民更是按耐不住，哪裡有市場，就在哪裡打造起自己的民營經濟帝國。
80年代，鄉村企業的蓬勃發展，爲農民提供了一些本地就業的機會。
在當時經營效益不錯的鄉村企業中，員工收入甚至大大超過城市企業工人。1987年，浙北某鄉的鄉辦企業採購員年薪4000元，而1988年上海工人的平均收入才1885元[15]。
浙江嘉興桐鄉的一間服裝生產車間
正是這些民營經濟的成功，讓浙江農民的腰包一天天鼓起來。
改革開放之初，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65元，略高於全國平均133元；但是到了2000年，浙江上升到了4254元，是全國平均的1.86倍；2019年浙江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3萬，這個差距也一直維繫着[1][13]。
2021年5月25日，正值蠶繭採收時節，浙江省杭州市淳安縣，農民現場採收加工蠶繭
房子是面子的象徵，也是婚姻市場上的硬通貨。買房置地，是中國人從古至今不變的夢想，富裕了的浙江人也不例外。
另外一邊，浙江的鄉鎮企業也在不斷給鄉村改造輸血。
“村企合一”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經營形態，工業發展起來後，既能直接改善村民生活，又能反哺村莊建設。花園村的花園集團、滕頭村的滕頭集團就是典型代表[16]。
中國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區滕頭村
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首次超過了一萬美元，摺合人民幣六七萬元。而在花園村，村民人均年收入達到了13.5萬元，是全國人均的兩倍之多[17]。
自1981年開始創辦企業以來，花園村就開始投資進行舊村改造。除了修路綠化、通水通電這些基礎設施，電影院、圖書館、游泳池、學校都陸續興建，只要擁有村民身份，就能免費享用[16]。
2020年，浙江民營企業佔到了企業總量的92.3%，民營經濟創造的稅收佔到了全省稅收的73.9%[18]。在全國民營經濟500強中，浙江有96家入圍，毫無懸念地排名榜首[19]。
2019年3月11日，浙江金華民營企業自主研製通用飛機GA20首次公開試飛。這是國內首架由民營企業自主研發、具備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通用飛機
這個龐大的民營企業家羣體，80%以上都出自草根[20]。說浙江藏富於民，尤其是農民，是名副其實的。
正是這些想當老闆的浙江農民，憑藉着個人智慧、整合當地創業資源、開拓海內外市場，將自己的企業經營得風生水起。賺到盆滿鉢滿，回到家鄉，蓋起一棟棟豪宅。
所以說，永遠不要小看你身邊的浙江人，他們有一天，可能就是登上財富榜的大企業家，而他們的家，就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凡爾賽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