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兩岸談判 陸一條鞭我多頭馬車
我歸後向陸委會報告，只收到「免談」的迴應。這明明是海基會可以獨立處理的問題，卻因陸委會強行干預，事實上就間接地損害了臺商的權益。
因爲光是宴會時誰先代表致答謝詞，就是問題，更不用提辜汪兩人誰坐第一主位了。諸如此類的細微之處，我必須處處用心，需要顧慮一般國際談判時不會顧到的部分，因爲絕對不能讓臺灣有被矮化的感受。西方人很實際，不似東方人那麼在意麪子問題，尤其是中國人。尊卑上下的觀念，經過中國傳統幾千年的傳承，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非常重要。
呼籲培養談判人才
辜汪會談結束之後，我積極呼籲表示要培養談判人才。我記得俄國的外交部長葛羅米科（Andrei Andreyevich Gromyko），從赫魯雪夫時代起擔任外交部長長達二十八年（一九五七至一九八五）。長期下來，不僅充分了解美國國情，俄國給予他談判的權力也都相當一致；因此面對美國來來去去的國務卿，他完全不放在眼裡。雖然這是專制政體之下的作法，但就談判來說，最好能有一個具有持續性的團隊，有極大的授權，輔以靈活策略與瞭解雙方談判的歷史，知道國家利益之所在，則談判時一定可以收放自如。但這些能力、知識和訓練，都須長期培養，並非任何一個人在短時間就能掌握。大陸方面從中央臺辦、國臺辦、海協會，三者合成一條鞭，幾乎是三塊招牌一套人馬，談判的方針是一貫的。
而就像葛羅米科一樣，對我方的情形非常熟悉，連民進黨人士也多有接觸。後來身居國臺辦要職的孫亞夫、李亞飛、周寧、馬曉光等，當時雖然並不起眼，但他們也都有過長期的談判經驗。反觀我方，除了許惠祐以外，幾乎無人能相提並論；但許惠祐過於僵化的談判方式，無寧體現了無意達成協議，而以談判爲手段的一種負面談判模式，個人並不贊同。因此我與大陸方面兩回合談判後，深深地感受到我方實在沒有談判人才。而兩岸談判之各種事務、交涉既繁雜又極重要，因此非得要長期培養談判人才不可。然而，陸委會的人對促進兩岸關係似乎並不具熱忱，因此我的建議也就不了了之了。
從兩岸談判中也可看出來，雙方的決策、執行過程很不相同。大陸方面，從授權到人事安排都是一條鞭式的，不會有相異的想法。而我們則是幾路人馬，海基會是海基會，陸委會又是陸委會，可說是多頭馬車，且又具有歇斯底里的恐懼症，在心態上就不太平衡。大陸方面對談判代表幾乎是充分授權；反觀我們則處處受限，陸委會還在立法院全部公佈談判的底線，這在全世界談判歷史與經驗中幾乎未曾見過。雖然陸委會必須應付立法院中之民進黨，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談判底線必須保持秘密，也不能公開談判過程。陸委會的此種作爲非常不可思議。
陸委會強行干預
而我與陸委會的另一個認知上的差異，是海基會成立的宗旨與性質。依照海基會的章程，政府的捐助款約佔二分之一左右，其他則爲民間捐款。所以我認爲基本上海基會是民間單位，只是接受政府委託處理某些特別事務。在政府委託的事務範圍內，當然應該受政府的指揮與監督，但海基會本身仍然是個半獨立運作的組織。然而，陸委會卻欲將海基會納爲下屬的行政體系，這是不合理的。黃昆輝即明言，如要解決這些決策上的糾葛，就應將海基會納入陸委會之下。此外，就個人關係來看，黃昆輝對於我出任海基會秘書長，本來就心生不滿，因爲他本想安排葉金鳳出任秘書長，結果卻被辜振甫擋駕；再加上我是總統府副秘書長下放海基會，他對我很有意見。黃心胸不夠寬大，缺乏做爲一個政務官應該有的氣度與擔當，我實在也看不出他主掌陸委會期間，有什麼特別的表現。之後，黃還是透過監督條例，充分掌控了海基會。
其實，有關海基會定位的爭議，對當時的兩岸談判確實造成負面影響。例如我與唐樹備磋商臺商的相關問題時，唐也承認臺商確實有些實際問題需要處理，問我可否安排兩週時間來大陸訪問；海基海協雙方共同帶領一個混合小組，實際去臺商投資地訪查。若臺商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由於大陸方面，就由大陸方面設法處理；若問題根源於臺灣方面，則由我帶回處理。唐的提議，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可謂是釋出了相當的善意，也提出了實際的解方。
但我歸後向陸委會報告，只收到「免談」的迴應。這明明是海基會可以獨立處理的問題，卻因陸委會強行干預，事實上就間接地損害了臺商的權益。然而，由於我出身外交官的背景，我始終的認知是身爲外交官，必當遵從政府指令，否則即爲越權。因此，即使我認爲陸委會對海基會的干預缺乏正當性和合法性，但我當時還是選擇了服從。現在想來，因爲結構上的問題、認知上的差距，加上個性不同，還有每個人處理事情的態度也不一樣，導致談判未能圓滿，相當令人惋惜。當時我原本想在四個已經達成共識的協議之外，再簽下第五個，即關於臺商保障有關的部分，但終無法如願。
當時民進黨再三希望派代表參加會談，黃昆輝幾乎頂不住他們的壓力，但那時我們的大陸工作策劃小組對此亦不同意。因爲此一會談並非是兩個政黨間的會談，而是代表雙方政府間的會談，如果民進黨參加了，即將會談升級至政治層次。果不其然，後來唐樹備在會談中和我提及，他們很歡迎民進黨派代表前來，大陸方面也有民盟、民革這些黨派，各方都有代表，那麼會談就變質成爲政治談判了，而遠離我們當時設計中的事務性質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