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行動觀察：用性別視角看長榮空服員罷工
▲長榮空服員罷工參與者全爲年輕女性，有別於工運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現象。（資料照／記者林敬旻攝）
●作者／陳薇安
長榮空服員在6月20日開始，針對調高日支費、過夜班機、外籍組員人數上限等訴求，開始了罷工行動。在那日我到現場的時候，已是第十三天。雖然在6月29日進行了勞資協商，但是針對第一條「不秋後算賬」條款即告協商破裂。
長榮航空只招收女性空服員。因此，這一場罷工有別於工運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現象，工會成員皆爲年輕女性。
另外，空服員的職業，更有極度強調傳統女性性別氣質的要求。空服員所受到的訓練是服從與以客爲尊。在女性主義學者Hochschild提出情緒勞動的時候，便是以空服員作爲例子。空服員的篩選以及訓練，要求她們是苗條、甜美、樂於服務、溫柔的女性。
這樣的女性形象，在很多角度上，都跟強調自主平權的運動理念，以及強調個人領袖魅力的社運傳統都十分的不同。就像當晚工會幹部說的「很多人說我們空服員的口才不好，但是這就是長榮給我們的訓練，就是要服從，要聽話，不然就會被懲罰」。
既然運動的特色就是由女性主導，雖然訴求與其性別無關，但是受到的批評卻許多都是針對她們的女性身份。例如輿論經常指責她們「公主病」，甚或影射她們跟八大有所牽扯。這些都是由於全女性罷工的性質所遇到的特殊困境。
針對全女性罷工的運動策略 之一：以家長身份抵抗長榮的家父長威權。
我剛到罷工現場的時候，看到工會幹部邀請家長上臺講話。每一個人的介紹都是「我是xxx的爸爸/媽媽」。我其實覺得還蠻震撼的。很難想像在一個以男性主導的罷工運動，會請他們的家長來支持他們的兒子。甚至於未成年的學生髮起的運動，都少見學生邀請家長表達支持。可見我們的社會還是有一種年輕女性（尤其相較於男性）依然屬於她們的家庭這樣的觀念與現象。
▲有不少空服員的親友家屬到場支持罷工行動。（圖／記者林敬旻攝）
其中一個父親的講話，尤其顯示出性別作爲一種合理化社會現象的力量。這位父親的大意是說「女兒到了長榮，就好像遇到了一個壞婆婆。現在她出來反抗，要求『不秋後算賬』，就好像只是說我女兒現在回去，你不要就跟她離婚這樣子」。
這位父親將高度性別化的現象，如婚姻，作爲一種理解勞資關係的方式。顯現在許多人的眼中，異性戀婚姻依然是一種自然且理所當然的安排，甚至可以以此爲比喻來理解其他的現象。
也是這樣的邏輯，家長的力量纔會在一場由成年人發起的工會運動上佔有一席之地。爲了表現出年輕女性空服員並沒有逾越她們社會上的位置，希望將社會焦點放在平等的勞資關係上，或也有可能因爲空服員這一職業的高度性別化的特質，因此她們在其他的面向上反而表現出社會期待的年輕女性社會角色。
就像當天到場的律師強調罷工的合法性，家長的出席在家父長制氛圍依然濃厚的臺灣，向大衆彰顯了罷工的合情合理性。因此，對抗威權的反叛性變柔和了，她們宣示了這是一場工運，卻不是一場性別上的顛覆。我想，這是工運上一個很特別的性別化的策略。
性別與勞權的相互交織性
長榮罷工的種種特殊現象顯示了，勞工絕非一個同質的羣體，工運中也有身份上的種種差異，也有針對種種差異所發展的策略與能動性。
當然，在我的理想中，有一天就算是一個全女性的勞工運動，性別都不會再是一個使她們需要顧忌，受到傷害，或是需要小心翼翼地在自主與服從之間協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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