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七記

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 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 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

◎王軍

1996年11月25日，中國現代文學館芍藥居新址舉行隆重的奠基儀式。11月29日，朱自清的兒子朱喬森來文學館談捐獻朱自清遺物的意向。1997年12月24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地基開始挖土，當天朱喬森捐獻朱自清藏書、文稿和文物。這其中就包括《詩言志辨》手稿。

畫出中國文學批評史輪廓

1947年8月，《詩言志辨》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朱自清說：“本書原擬名‘詩論釋辭’，‘辭’指詞句而言。後來因爲書中四篇論文是一套，而以‘詩言志’一個意念爲中心，所以改爲今名。”全書由自序和四篇論文構成：《詩言志》《比興》《詩教》《正變》。中國現代文學館所藏爲四篇論文手稿。

根據朱自清日記，1936年12月20日，星期日，晴，“早晨蒐集資料，準備寫《詩言志說》。”1937年1月10日，朱自清做論文《詩言志說》畢。3月25日，讀《詩言志說》之校正本。《詩言志說》發表於《語言與文學》第一期（中華書局1937年6月印行），收入《詩言志辨》改題《詩言志》。

《詩言志》包括獻詩陳志、賦詩言志、教詩明志、作詩言志四個部分。同《詩言志說》比較，這部分內容改動最大。手稿幾乎全部爲作者手書，個別地方是直接從《語言與文學》雜誌上剪下來的，粘貼在手稿上。誠如作者所言，“差不多重寫了一回”。

《比興》最初發表於《清華學報》第十二卷第三期（1937年7月刊出），題目是《賦比興說》。這部分內容改動最小。是作者直接在《清華學報》所刊文章上修改的，所以稿紙迥異於其他三部分。標題爲四個字，前後各塗去一字，所以“賦比興說”只剩下了“比興”兩字，作爲標題。《比興》包括毛詩鄭箋釋興、興義溯源、賦比興通釋、比興論詩四個部分。

《詩教》最初發表於《人文科學學報》第二卷第一期（1943年6月刊出），題目是《詩教說》。手稿上標題有“詩教說”三字，作者勾掉“說”字，下列三個小標題，即六藝之教、著述引詩、溫柔敦厚。

《正變》在收入《詩言志辨》前，作者曾將它投寄給《清華學報》，未刊出。後於1945年8月發表在《文史雜誌》第五卷第七、八期合刊上。手稿上標題豎排四字，中間兩字爲“正變”，前後均塗去一字，原題是《詩正變說》。《正變》包括風雅正變、詩體正變兩個部分。

《詩言志辨》對我國古代詩歌一些基本概念作出了新的正確的解釋，廓清了過去許多錯誤的觀念。它近乎用考據的方法，對我國古典詩歌批評理論的源頭——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詩言志”“賦比興”等，進行深入探討。

朱自清認爲，“詩言志”“思無邪”“辭，達而已矣”“修辭立其誠”以及《莊子》裡“神”的意念和《孟子》裡“氣”的意念，“這些纔是我們詩文評的源頭，從此江淮河漢流貫我們整個文學批評史。”

朱光潛評價，《詩言志辨》替文學批評史指點出一個正當的路徑和一個有效的方法。朱自清在中國詩論裡抓住四大中心觀念來縱橫解剖，理清脈絡，他以大處落墨的辦法畫出全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輪廓。

“詩言志”是首要的原則

朱自清指出：“在詩論上，我們有三個重要的，也可說是基本的觀念：詩言志，比興，溫柔敦厚的詩教。後世論詩，都以這三者爲金科玉律。”當然，“詩言志”更是首要的原則，重要性最突出。

在中國文化中，詩必須有所寄託，所謂“詩言志”。中國的文學作品不是一種單純的審美遊戲，相反，它總是有其價值負荷。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審美愉悅就不再是普通意義上的快感，也不僅僅是美感，而是有其人生內涵在的。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所謂“思無邪”，就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說到底不過是“誠意正心”罷了。它關乎人生的陶冶、人格的塑造、境界的提升，因而開闢了中國悠久的詩教和樂教的傳統。

朱自清這四篇論文，是爲釐清中國詩歌史和詩歌批評史上的“政教”文學傳統而作的，這也代表了他對中國文學史根本特徵的一個認識。還有一個直接原因也是同周作人商榷。

1932年9月，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指出，中國文學傳統上存在兩種思潮，一是主張“詩言志”的，二是主張“文以載道”的，一部中國文學史是“言志”“載道”兩種對立潮流的運動。

朱自清不同意“言志”與“載道”對立，他強調“言志”即是“載道”，二者本來就是一回事。朱自清的主張立即得到了好友葉聖陶的支持。葉聖陶認爲，就一方面說，任何作品的材料都是心之所之，所以創作都是“言志”。就另一方面說，任何作品都含有某些東西，都要人家接受這某些東西，所以創作都是“載道”。

周作人將中國文學分成“言志”和“載道”兩股潮流，同時又將批評矛頭指向當時文壇由言志轉向爲人生的新的載道文學。

朱自清固然不同意周作人將“言志”和“載道”區分爲對立的兩派，同時對周作人貶抑爲人生的文學也隱然表示不同的主張和立場。

開明書店爲《詩言志辨》一書寫的出版廣告稱：“讀了本書，就可以知道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史、詩史的最大主潮還是爲政教而文學，也就是爲人生而文學。”

從現代的立場瞭解傳統

“爲人生”是文學研究會的主張。1920年，朱自清成爲由鄭振鐸、沈雁冰、葉聖陶等發起成立的文學研究會的早期會員。

朱自清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參加了在五四運動和新思想的傳播中起過重大作用的“平民教育講演團”，這個團由鄧中夏擔任總幹事，朱自清任第四組的書記。

他還同學生一起參加“三一八”的遊行和請願，慘案發生後連續寫了《執政府大屠殺記》《悼韋傑三君》《悼何一公君》等三篇文章。

1920年1月，朱自清用象徵手法描寫了自己在北河沿讀預科時，夜裡從小河邊斑駁的樹影中望去，城牆上一行燈光帶來了光明的感覺。他把鄧中夏等革命先驅者比做“北河沿的路燈”：

“他們怎樣微弱！

但卻是我們唯一的慧眼！

他們幫着我們瞭解自然；

讓我們看出前途坦坦。

他們是好朋友，

給我們希望和慰安。

祝福你燈光們，

願你們永久而無限！”

1927年5月31日，朱自清作了《和李白〈菩薩蠻〉》：“煙籠遠樹渾如冪，青山一桁無顏色。日暮倚樓頭，暗驚天下秋！半庭黃葉積，陣陣鴉啼急。躑躅計征程，嘶驄何處行？”這首詞鮮明地表達了朱自清對蔣介石破壞國共合作、分共清黨的反對態度。作詞的時間是在春夏之交，“天下秋”不是自然氣候而是政治氣候，是對我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由於蔣介石叛變而遭受嚴重挫折的感慨。

在抗戰中，朱自清進一步認識了時代，發現了“大衆的力量的強大”，因而使自己的作品採取了更嚴肅的態度，並開始自覺地“訴諸大衆”，面向大衆。抗戰勝利以後，他的散文或雜文進一步明確地採取了“偏重於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於人民的立場”，來“表現時代，批評時代，促進時代”。這也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繼續堅持了“五四”文學的傳統。

1947年，國民黨當局以清查戶口爲名，在北平逮捕了兩千餘人。朱自清等簽名“抗議北平當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公開發表時，朱自清的名字排在最前面，而被稱爲“朱自清等十三教授宣言”。

朱自清試圖從現代的立場上來了解傳統，“所謂現代的立場，按我的瞭解，可以說就是‘雅俗共賞’的立場，也可以說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於人民的立場。”（《論雅俗共賞》）

真誠是感人至深的力量

李廣田在《最完整的人格》一文中說：“佩弦先生是一個有至情的人。”又說，正是由於他這樣的至情，才產生了他的至文。假如他不是至情人，他就寫不出《毀滅》那樣的長詩。假如他不是至情人，他更寫不出《背影》那樣的散文。

“作詩言志”，詩人表達個人的想法，爲自己而寫詩。由於詩人開始注重爲自己寫詩，詩歌中個人的、抒情的因素漸多，“緣情”說便被提了出來。朱自清認爲，與“詩緣情”相比，“詩言志”顯然是中國詩歌史上一種更加深刻、悠久的傳統，這也表明中國文學的政教化特徵。詩言志，詩緣情，這兩者的統一，朱自清爲我們做了最好的示範。

朱自清的文章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主要還在於他的真誠，和他能把這種真誠貫注於文學的創作之中。朱自清在文學創作中始終堅持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

早在1923年，朱自清在《文藝的真實性》裡就提出，文藝必須寫實，必須立誠。

爲了教好中國古典詩詞，朱自清下功夫講誰的詩就背誰的詩，還從逐句換字的擬古做起，學習寫作舊體詩詞。他從逐句換字模擬入手，逐漸在這方面取得了很深的功力和造詣。特別是抗戰以後，寫了許多清新樸素、自成一格的舊體詩。這些詩詞後來收入《敝帚集》和《猶賢博弈齋詩鈔》。

葉聖陶說，朱自清的舊體詩不多發表，只給朋友看看。舊體詩跟新詩不一樣，形式限制着內容，內容限制着形式，一作舊體詩，精神情思自然跟古人相近，跟現代人較遠。朱自清在生活實踐方面願意努力做個現代人，尤其切望青年人個個都做現代人。

1942年，朱自清開了《文辭研究》這門課，聽課的只有季鎮淮和王瑤兩個學生。朱自清仍在黑板上一條一條地抄材料，抄過了再講，講過了又抄，一絲不苟，好像對着許多學生講課一樣。

1946年8月16日，朱自清作新詩《悼一多》。11月8日香港《文匯報》轉載時改題《挽聞一多先生》。該詩最後一節說：“你是一團火，照見了魔鬼；燒燬你自己，遺燼裡爆出新中國。”這是他在新詩方面擱筆20年後的一首詩。

1946年11月，朱自清剛回清華，就撐着多病的身軀，夜以繼日地趕編，在一年零幾個月裡，編輯完成300萬字的《聞一多全集》，並寫了序和編後記。全集在1948年朱自清逝世前一個月出版。

1948年6月18日星期五，晴，午後有雷雨。朱自清在日記裡寫道：“我在《拒絕‘美援’和‘美援’麪粉的宣言》上籤了名，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損失六百萬法幣，對全家生活影響頗大；但下午認真思索的結果，堅信我的簽名之舉是正確的。因爲我們既然反對美國扶持日本的政策，就應採取直接的行動，就不應逃避個人的責任。”（《朱自清全集》）

爲了抗議美國政府扶植日本軍國主義的政策，朱自清不顧家中還有8個嗷嗷待哺的小孩，不顧自身胃病極其嚴重，體重在40公斤以下，毅然決然地在拒絕領取美援麪粉宣言上簽名，拒絕領取國民黨當局向高級知識分子發放的低價配購證。

在彌留之際，朱自清還囑咐妻子陳竹隱說，有件事要記住，我是在拒絕美援麪粉的宣言上籤過名的，以後，不要去買國民黨配給的美國麪粉。

使散文小品成一時風氣

新文學運動的最高成就是散文。楊振聲在《朱自清先生與現代散文》中說：“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合戲劇、小說、新詩、散文計算一下成績，要推散文的成就最高，其次是小說，也因爲與散文最近的原因。詩是遲放的花枝。戲劇呢，直至抗戰以來，因爲它是宣傳比較有利的工具，才吸引了許多有才能的作家，不斷努力的寫作。到今天似又爲電影所轉移。但無論如何，都還比不上散文的成就。在散文上成就甚早並且提倡小品文使它成爲一時風氣的，朱自清先生便是最重要的一個。”

收在《朱自清全集》的第一篇文章是《匆匆》：“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這篇文章的開頭吸收和運用了賦比興的理論與技法，運用得非常成功。朱自清在《詩言志辨》裡對“比”和“興”提出了一個容易掌握的區分標準：“一是發端，一是譬喻；這兩個意義合在一塊兒纔是‘興’。如果只是單純的譬喻，不是出現在詩歌發端的位置，就不能算‘興’，而是‘比’。”

在1937年3月8日聽陸志韋演講時，朱自清在日記裡寫道，中國詩中所謂的“興”，其內容比明喻加隱喻更多。隱喻與中國的“比”差不多。

孔子說“詩可以興”，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無窮的感動。中國文化信奉“天人合一”，人與天是“通”的。雖然時隔兩三千年，我們和詩經時代的人們，在情感體驗上是相通的。這是“詩可以興”的哲學基礎。“興”，是直覺的聯想，是推己及人。“興”的創作手法，是中國詩歌所獨有的，鑿通了上天的階梯。“興”，是現實和浪漫之間的橋樑，是由經驗的此岸到超驗的彼岸的舟楫。彼岸是永遠無法到達的，但是憑着興的翅膀，憑着興的橋樑，憑着興的舟楫，憑着興的梯子，我們亦可窺見。

朱自清在《詩言志辨》裡提出，以“溫柔敦厚”爲標準開展文學批評，這種風氣在漢朝最勝，漢以後詩教的傳統則“大減聲勢”，不過詩歌“還不失溫柔敦厚”。到了宋朝，以說理爲詩，風格朝散文化發展，離開“優遊不迫”“溫柔敦厚”越來越遠。對詩教的解釋更強調“思無邪”，也反映了詩歌創作“盡向‘沉着痛快’一路發展”的現狀。朱自清將唐以前和宋以後詩歌風格的變化置於“溫柔敦厚”詩教傳統的變遷中加以考察，這種思考問題的方法是非常新穎的。

新詩的生命在於朗讀

朱自清寫新詩，主要是1919年到1924年，1925年寫了兩首，以後就很少寫了。對於詩，無論是古典詩歌或新詩，他的研究都系統化了，關於新詩的一些觀點，今天看來也還是站得住腳的。

朱自清在長詩《毀滅》裡說：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腳印！”

“別耽擱吧，

走！走！走！”

《毀滅》提出了積極對待人生的一種解決辦法，是利用我國傳統詩歌技巧的第一首白話長詩。這首詩較多地擺脫了舊詩詞的束縛，也注意了利用我國傳統的詩歌技巧，使新詩向民族風格的白話詩跨進了一步。

1935年8月，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把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詩壇分爲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徵詩派。

1937年1月1日，朱自清發表詩論《新詩雜話》，收入集子時改題《新詩的進步》。該文通過新詩自由派、格律派、象徵派的嬗遞發展和社會主義傾向的詩的出現，說明了新詩在不斷進步，同時希望人們將詩的定義放寬些。

朱自清本人是早期的新詩作者，一直留意新詩的發展，探詢各方面的意見，揣摩各方面的意見，揣摩各種派別的作品，認明新體詩的發展方向。

1941年以後，朱自清重新研究新詩，1944年寫成了《新詩雜話》一書。他認爲，抗戰以前的新詩是從散文化逐漸走向純詩化的路。自由詩派注重寫景和說理，採用自由的形式，詩裡散文成分很多；格律詩派注重抒情，努力創造新格式，詩行是整齊的；象徵詩派不在乎格式，只是抒情，只要“表現一切”。

抗戰以來的詩又走到了散文化的路上，也是自然的。抗戰以來的詩，注重明白曉暢，暫時偏向自由的形式，這是爲了訴諸大衆，爲了詩的普及。抗戰以來，一切文藝形式爲了配合抗戰的需要，都朝普及的方向走。抗戰以來新詩的另一個趨勢是勝利的展望。他們發現大衆的力量的強大，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基礎。他們發現內陸的廣博和美麗，增強我們的愛國心和自信心。

朱自清還認爲，新詩的生命在朗讀，我們該從這裡努力，纔可以加速它的進展。過去每一個時代的詩歌形式都是從民間吸收來的，我們仍然要注意從民歌中吸收養料和形式。

詩歌應成爲大衆文學

自由體新詩寫到今天，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自由體新詩離人民羣衆越來越遠！深刻反映時代變化、基調明亮、能量充足、人們喜愛的精品仍然比較少，尤其是缺乏“現象級”的好詩。這裡既有自由體新詩的思想內容問題，也有表現形式問題。詩要有新的境界，深深打上時代的烙印。《詩經》描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情感，好的自由體新詩寫出了五四時代精神。自由體新詩的形式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一直處於鬆散無形的狀態。中國詩歌是中國語言文字特殊規律的產物，易於傳誦，能給人以美的享受，符合中華民族的審美情趣。詩要有新的語言，必須經過千錘百煉。自由體新詩很少有講究韻律的，這是新詩丟失羣衆基礎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些我們都可以從朱自清的詩論中得到深刻啓發。

中國傳統詩歌源遠流長，長期處於中國文學的主導地位，滲透於小說、戲劇、曲藝、歌舞、音樂、美術、書法等各個領域，與人們的文化生活結下了不解之緣。詩歌應該成爲大衆文學，而不僅僅是小衆文學。詩歌應該基調明亮、能量充足、廣受大衆喜愛，這是好詩的重要標準。適應正在興起的羣衆性朗誦活動，應該積極引導詩歌誦讀活動，讓好詩歌更廣泛更有效地介入社會公共生活，增進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