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最推崇的左右手——密謀營救汪精衛 （二）
1909年（即清宣統元年），胡氏奉中山先生命回香港組織南方統籌機關，與黃克強、趙伯先、倪映典等謀攻廣州，運動清廷新軍舉義，業已成熟，並定期發難。事前，因新軍與巡警衝突，一發不可復遏，遂未能按預定計劃進行，以致功敗垂成。中山先生在美洲聞訊，亟取道日本回國，在未回國前，先約胡氏等往新加坡相晤，又召開庇能會議，商繼續進行計劃。
當胡氏與黃克強等謀攻廣州之際，汪精衛以整理黨本部及《民報》事，留在日本東京未返。汪鑑於河口及各地起義之失敗，遂啓個人向清政府要員暗殺之決心，胡對汪曾屢加規止，並有長函，力言暗殺之無濟。精衛答書雲其志已決，乃偕黎仲賢、喻培倫、黃樹中、方君瑛、曾醒等入長江，欲殺端方。
我今爲薪兄當爲釜
因行程相左，乃變計皆入北京，謀刺攝政王載灃。胡接汪瀕行手書，書僅八字，系以指血書，文雲：「我今爲薪，兄當爲釜。」精衛當時曾有文刊登《民報》雲：「革命黨人，只有二途，或爲薪，或爲釜，薪投於爨，火光熊然，俄頃灰燼。而釜則盡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而其成飯以供衆生之飽食則一。」其血書即約舉此義也。胡氏懷汪血書數年，視爲珍物，及辛亥光復廣州後，因石錦泉部闖入水師公所，胡於倉卒中遺失此書，其後雖欲以重金購求，不可復得，氏甚恨之。
其時中山先生已任胡氏爲南方支部長，支部費用，由港方同志負擔，林直勉、李海雲兩先生則傾其家以爲助。黃克強由日本到港，氏與之規畫一切。運動粵省新軍之任務，以倪映典爲總主任，其運動新軍，進步至速，至1909年冬，新軍加入同盟會者凡三千餘人，氏與伯先、克強，尚虞其不足，復使姚雨平、張醁村等，運動巡防營之駐在省會者，又使胡毅生聯絡番禺南海順德之民軍爲響應。是年鄒海濱、陳炯明二人，始以朱執信之介紹，至南方支部，克強大喜，與鄒陳一見如故。其時炳章（倪映典字）來港，報告定元宵十五前後起事。
嗣因舊曆12月28日，新兵因刻名片事，與警察衝突，風潮擴大，炳章不及制止，及來港報告，胡氏與克強、伯先審議良久，改期正月（舊曆）初六起事。炳章既返省，則新軍反形已露，清吏張鳴岐、李準已嚴爲戒備，協統張哲培密將士兵子彈收沒，復令八旗兵運炮登城。炳章率衆欲襲省城，中槍落馬死，除死事者外，黨人入清廷新軍中任運動工作者，大多亡命香港，胡氏於受挫之餘，唯有分別設法爲收容之。
先是，孫壽屏先生（國父之兄）暨鄧三先生，各佃有墾地於九龍新界，乃設法使亡命者就其地從事耕作。事粗定，胡氏乃與伯先、克強爲籌款善後，且謀再舉。氏爲籌款事離港赴新加坡數日，遽得港電，獲悉汪精衛因謀刺載灃事發被捕。胡聞耗，嘆曰：「精衛死矣！」不禁流涕太息，痛心良友，竟至不能自解。
既由星洲赴庇能，陳璧君、黎仲實亦至，知精衛下獄未死，胡乃以營救精衛爲第一任務，召集庇能分部同志開會於陳璧君家園，結果不得要領。會後氏廢然就寢，恍惚夢精衛宣判死刑，乃大哭，哭聲驚鄰室，仲實、璧君皆起，急詢之，知爲夢噩也。未幾，仲實、璧君二人冒險入北京，與胡執手言別，氏誦葉清臣賀聖朝詞雲：「不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相對皆泣下，仲實等行後，胡自念，革命職責，斷不容憂憤憔悴以死，惟繼續奮鬥耳。
宣統二年，中山先生由三藩市取道檀香山、日本過香港，特約集胡氏及趙伯先、黃克強等密商再舉計劃，中山先生一見面即表示：「我知汝等正謀營救精衛之策，我所以決計要再次發難，即所以救精衛於縲絏中也」克強等以革命新敗，元氣大傷，當時聞中山之言，面露憂色。
在密商時，中山先生對各同志，勗以大義，諸多激勵，克強等亦由消沉又轉激昂，且於一夕之間，籌得活動費八千金。復遣各同志分途勸募，又得五六萬元。乃設立統籌部於香港，推趙伯先爲總指揮，克強副之。胡氏則被推爲秘書長。此次密謀再舉，即黃花崗之役之事先安排也。
清廷防範警戒至嚴
清宣統三年，胡氏33歲。其時廣州方面，因清廷防範革命黨人滋事，警戒至嚴，胡氏等既決計再舉，遂在港加緊籌劃，密議多次。胡氏以爲，若以廣州城爲發難地點，必須有主幹部衆，冒死進攻。伯先並定其名爲「選鋒隊」。由伯先、克強、林時塽、熊克武、何天炯、姚雨平、張醁村、徐維揚、劉古香等，分任召集人，而以同志中之敢死善戰者爲合選，計共得4百餘人。朱執信、胡毅生二人仍任民軍指揮，以備響應。
新軍方面仍由雨平與伯先舊部繼續進行遊說拉攏。其時黨中之重要同志悉來港，會議結果，分爲兩種任務：一就統籌部分科辦事；一於長江上下游謀發動應援。至於向廣州密輸武器與佈置機關等秘密準備工作，分頭進行，最稱緊張。運輸之事推由毅生、仲實理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