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須全面修正
因九月政爭之故，立法院準備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並有多位立委提出不同版本的草案。惟執法機關對此法的修正，多持保留的態度，而突顯出目前的監聽法制，強調犯罪控制與方便性勝於人權保障，致爲偵查機關所偏愛之一監聽，不僅侵犯人民的通訊隱私，更使被告所擁有的緘默權，甚至是辯護權，因此被完全挖空。甚且在長期監聽下，所得的資訊必然非常的龐雜，但執法機關只會提出對告不利的部分爲證明，這不僅是片段之詞，更屬一種恣意選擇，致使監聽譯文成爲變相的自白。爲防止如此的流弊產生，於法制上，就得將監聽限定爲是偵查的最後、而非最優先手段。
惟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只在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且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而情節重大，並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證據時，偵查機關才得向法院聲請監察票之核發。如此的規定，看似嚴謹，卻因法條用語過於空泛，致仍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且以目前核準監聽票的比率超過八成來看，更易讓人有法院只是檢警機關的橡皮圖章之感。尤其是關於監聽的範疇，除最輕本刑三年以上之案件外，此法條竟列有14款之罪，若屬於貪污、組織與經濟等重大犯罪，尚無可厚非，但將違反選罷法、漁會法與農會法等輕罪亦列其中，實已嚴重違反監聽須以重罪且須是最後手段之原則，更因此等涉案者多爲政治人物之故，就易使監聽淪爲政爭的手段。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2007年《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時，關於監聽書的應記事項，於第11條第1項增列第9款的建置機關，並於第2項明文，蒐集通訊內容者爲執行機關，單純提供通訊監察軟硬體設備而未接觸通訊內容者，則爲建置機關。即藉由執行與建置機關的嚴格分離，不僅可防止無票監聽之情事，更可因此達成相互監督的效果。
只是關於此建置機關設於何處、功能爲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並無具體明文，只在第14條第4項，規定電信業者有協助建置機關建置、維持通訊監察系統之義務，致讓此建置機關的定位處於模糊的狀態。而在法律不明確下，由行政院所頒佈的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卻要求電信業者須將線路接至建置機關之機房，則在母法並未具體授權下，此規定實嚴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更可議的是，調查局與刑事警察局，竟自行將其組織內的通訊監察處與通訊監察中心解釋爲是建置機關，則在調查局與刑事警察局皆爲司法警察機關，本身即屬執行監聽的機關下，如此的作法，不僅逾越了行政權的界限，更有違執行與建置機關必須分離之監聽原則。
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的衝突，本就是刑事司法千古的難題，惟目前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因強調犯罪控制之一面，而給予檢警機關極大的便宜行事之空間。只是對於執法者的此等信任，卻可能帶來權力的濫用，致對人權造成恣意侵害。這也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必須儘速檢討與修正的原因所在。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