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衰落"?學者陸銘:南北差距被誇大了 也被誤讀了
（原標題：“北方衰落”?學者陸銘：南北差距被誇大了，也被誤讀了）
近日，各地統計局發佈的城市經濟三季報陸續出爐，網上出現了一些關於城市排名的說法和議論。
比如，從今年前三季度GDP看，天津首次掉出前十席位，排名第11，北京成爲唯一留在前十榜單裡的北方的城市。而在1978年，排名前十的城市有六個在北方。40餘年來，哈爾濱、青島、大連、瀋陽逐漸跌出十強榜單，這引發了關於南北城市差距的討論，甚至出現了“北方衰落”“中國迎來大南方時代”的說法。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則認爲，南北差距被誇大了。所謂的南北差距，主要是沿長江和東南沿海的航運能力帶來的。
他認爲，對北方經濟發展的影響，一些具體的人爲因素不如自然地理條件來得更加重要。面對變化，政策層面要促進公共政策特別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編者注：此處指人均、均衡，即公共政策兜底的一面，並非指要集中力量建設的一面），而各地方則要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不斷找到自己的優勢、調整自己的優勢。
陸銘表示，對於當前中國區域經濟格局出現的一些變化，學術界和媒體應該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去澄清很多理論上的問題，幫助大家理解經濟發展的一些規律。
就此話題，《中國經濟週刊》深入對話陸銘，探究南北差距疑問，詳述中西部、東北等地破局之道。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
不要過度解讀南北差距
中國經濟週刊：您認爲，南北差距被誇大了。是否可以這樣理解，輿論對南北差距感受強烈，主要來自雙方頭部城市之間的差距拉大了，在承認南北發展確有差距的同時，要掃除視角盲區——即很多人忽略了江西、貴州、雲南、廣西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同樣在南方的概念裡。因此，在去掉各自頭部城市後，更全面的南北方概念中，發展差距並不誇張？
陸銘：講的很對。我們現在談南北發展差距，是由於南方有大量沿江沿海城市，包括長江三角洲、珠江口城市。這些城市有非常獨特的地理條件優勢，帶動了整個南方的經濟增長速度，就造成了南北差距很大的感覺。
但其實中國南方也有大量經濟並不是很發達的地方。所以我提出，不要去過度解讀南北差距。
回顧中國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前的近30年裡，中國經濟基本上處在封閉狀態。改革開放後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經濟的外向型程度也並不高，所以這個時期，東南沿海的優勢也沒有顯得那麼強。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真正崛起，其實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走過的歷程，本質上講是一個加入全球化以及全球製造業分工體系的歷程。而製造業在國際貿易中的主流運輸方式是海運。這樣一來，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過程的確使得南方擁有海港的地方，優勢得到了比較好的發揮。
實際上，包括中國北方、中西部，中國各個區域經濟都在迅速發展，但當一些地方更加充分地發揮它的經濟增長優勢的時候，另外一些地方相對來講就顯得經濟增長速度慢了一點。這樣看上去好像南北差距就變大了。
中國經濟週刊：如何理解北方一些港口城市的發展現狀？例如2010年天津港、大連港貨物吞吐量仍位居世界前10名，但近10年來，天津、大連的經濟發展成績卻不如南方好。
陸銘：中國北方海港的航運條件在兩個方面存在侷限。第一，天津以北的港口在冬季基本是結冰的，天津港自身結冰情況也受每年天氣是否寒冷的影響。第二，很多人在理解港口重要性時，其實沒有充分重視到內河航運條件的配合。缺乏內河航運，則難以產生製造業的腹地。
今天已經是大船時代，而實際上中國內河航運可以走大船的，基本就只有長江了，主要是長江中下游地區，尤其是下游地區。
我經常打個比方，長江的中下游地區，尤其是南京以東的長江下游地區，基本上就相當於是片海。
連珠江都只有珠江口這一點點地方可以走大船。而珠江入海口以外的其他地方，都不具有這樣的航運條件。因此珠江流域也僅僅珠江口幾個城市的製造業比較發達。
而北方，黃河基本上不具備航運條件，華北到東北地區的內河，到了冬天也要結冰。東北有些河流除了結冰以外，出海口也在國外。
那麼內陸地區是不是可以藉助鐵路進行運輸？
鐵路的運輸成本是遠遠高於海運的，以集裝箱來進行成本覈算的話，平均一個集裝箱的鐵路運輸成本大概是海上運輸的三倍。儘管鐵路運輸的速度比海運要快得多，但是絕大多數的商品對於一兩個月、三個月的運輸時間並不敏感，而對平均運輸成本敏感度要高得多。
要是講到所列舉的具體城市的變化，影響因素就太多了。
比如像天津，從統計數據上來看GDP增速出現明顯下滑，但其中是有統計數據在擠水分。同時，天津也夾雜了一些其他的當地特定因素的影響，在一段時間裡濱海新區有大量的超大規模建設，當地地方政府債務負擔也比較沉重。東北一些城市也類似。一方面GDP在擠水分，另一方面，前些年不顧經濟規律的超標建設新城，也給一些東北城市帶來了鉅額的政府債務。
所以我們從單個城市的數據裡去看，會有增長快慢的差別，但在解釋中國南北經濟差距時，可能不能太多地去糾結於某個具體城市的經濟增長數字上的變化，而應該更加把整個中國北方和南方在全球化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做總體性的分析。
中國經濟週刊：您非常注重地理環境因素，而似乎認爲人文因素相對次要？
陸銘：我也知道很多人對於北方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思考，比如說一些具體的人爲因素。這些因素，我不能說它不是解釋區域經濟發展的因素，但是從整個當代經濟發展的國內國際環境角度來講，所有這些因素都不如我前面所講到的自然地理條件來得更加重要。
我常舉的例子是，上海的國有經濟實力是非常強的，上海有1/3的GDP來自於國有企業。上海近年也在不斷反思，民營企業發展的環境還需要持續改善。但上海作爲長江入海口城市和長三角的龍頭城市，其自然地理條件還是帶來了巨大的發展紅利。
同樣，如果大家認爲類似於體制、文化觀念這些因素有那麼重要的話，不妨想一下，爲什麼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東北是人口流入地，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東北就開始逐漸成爲人口流出地呢？那麼唯一可能去解釋這個拐點式的變化，就是90年代中期是中國開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時期，整個中國經濟開始全面加入全球化進程。
所以我不能說那些觀念思想、民營經濟強弱沒有道理，但是與其說是原因，我更加希望大家看到這些現象其實也是國際貿易背景下港口條件差異的結果。
我之所以強調自然地理條件差異對南北方經濟發展差異的影響，因爲這實際也是體現了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結果，這本身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當然，從整體角度看，也並非就完全任意由自然地理條件差異來決定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央政府給予一些政策支持和市場引導也是必要的。
所以，對於公衆和媒體來說，不能單純就發展速度和經濟總量來判斷和評價某一地區的發展成就，更不能簡單以此做對比甚至排名，因爲這不公平、也不科學。更重要的是，這會誤導地方的發展觀，即爲了片面追求發展速度而要政策、要投資，最後的結果是投資回報並不高，甚至增加地方政府債務負擔。
每個地區在不同歷史條件下都會有變化
中國經濟週刊：經濟重心的南移是資源配置的結果。在社會情感和發展信心上，我們應該主動做些什麼？
陸銘：我認爲，在當前中國區域經濟格局出現一些變化的情況下，我們的學術界和媒體恰恰應該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去澄清很多理論上的問題，去幫助大家理解經濟發展的一些規律。
讓我們把時間退回到幾十年前，中國的東北是中國製造業最強的地區，華北也是一樣。但當時的條件是計劃經濟時期，中國整體上是封閉經濟，這個時期中國南方的經濟是比較弱的。如果我們再往前追溯幾百年甚至千年，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駱駝是主要運輸工具，以“絲綢之路”沿線的陸上運輸方式爲主，當時中國的國際交往、經濟重心在西北，中國最大的城市就是西安。
所以，在經濟發展條件發生變化時，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有的從劣勢轉成優勢，有的從優勢轉成劣勢，其實是非常正常的。這時就需要整個國家的資源配置隨着國際國內的環境不斷地做出調整，社會公衆也要適應這種國家發展的大背景的變化。要看到，每一個時代 “條件好”的地區都在發生變化，“條件好”的地區的發展應該更多地引領國家發展，爲來自於其他地區的移民創造就業機會。
人都有一種天性，會懷念過去。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有時一定會帶來一些代價。面對這個代價，公衆也要去調整心態。
比如說東北地區，一些東北居民選擇到南方居住，這有什麼不好呢？如果東北更多起到中國糧倉的作用，這又有什麼不好呢？這不也是在爲國家發展做貢獻嗎？就像在中國古代時，當西北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重心，當時的南方就在起糧倉的作用。
所謂時過境遷，也無非是每一個地區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爲國家發展所起到的功能有一些變化而已，我認爲沒有必要把這個事情想的那麼嚴重。
在任何時代、在任何地方，面對變化，都可能會產生一些悲觀的情緒。但是如果媒體把這種悲觀情緒和特定地域結合在一起，我不認爲這是一件好事。
哪怕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發展過程中，我相信，也存在有一些人會覺得自己並沒有跟上時代的發展，而有負面悲觀情緒。
因此，對於社會變革中的個人，一定要自強不息。同時，政策層面要促進公共政策特別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對於地方，則要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找到自己的優勢、調整自己的優勢。地方政府應該爲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供一些相應的扶持和幫助，不要總以爲“人定勝天”，甚至以爲可以不遵守經濟規律。
東北地區人口流出未見得是壞事
中國經濟週刊：所以，對於東北等地區，首先要客觀理性地評價人口流出的問題？
陸銘：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就明確指出，要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
這首先就內涵了對人口流動趨勢的客觀公正評價的問題。
對某一些特定產業，人口流出未見得是壞事。舉兩個例子，農業和旅遊業。如果一些農民離開當地，那麼對於留在老家發展農業的人來講，他們就可以實現更大規模經營。而在中國一些欠發達地區，其實旅遊資源非常豐富。如果你的鄰居離開了老家，那麼他原來賣旅遊紀念品的這個市場份額就給你了，你的收入就可以翻番。
我曾經看過東北的數據，東北在人口流出的時候，它的人均經濟增長速度其實並沒有明顯落後於其他地方。我的團隊還有研究發現，一些小城市人口流出，但是這些小城市跟其周邊大城市之間的人均GDP的水平差距是縮小的，那這是不是也是個好事呢？
因此，首先要對人口流動趨勢有客觀公正的評價。
當然，也必須要看到，在人口遷移的情況下，有一些人口因爲種種原因，可能仍然選擇在自己的家鄉發展，但是別人在流出。不是所有問題都能在人口自由流動的過程中自動得到解決，這時就需要有相應的公共政策。
應做好收縮型城市的減量規劃
中國經濟週刊：針對人口流出地制定公共政策，即需要爲留下的人口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但又需防止不合理地規劃。您認爲，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應遵循哪些原則？
陸銘：這裡首先需要了解一個概念，收縮型城市。
即使沒有違背市場經濟規律進行投資，一個國家也會有些地方人口在增長、另外一些地方人口在萎縮。這是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的現象，不管是在日本還是在美國、歐洲，都存在一些收縮型城市，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現象。
對於收縮型城市，就要進行相應的減量規劃。
但在中國過去十多年的發展裡，我們不僅沒有在人口負增長的收縮型城市進行減量規劃，相反卻出現了一些超大規模、違反經濟規律的投資。比如說有的地方人口只有幾萬，但卻超標把建設規模擴大幾倍。事實上，在過去1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各個地方都在做增長型的規劃。
在全國有大約1/3的地方人口是負增長（編者注：來自人口普查數據）的情況下，很多地方卻在進行超標建設，到處都可以看到大廣場、新城、寬馬路，還有空置的工業園。於是，我們前面所講到的投資低效和過度建設的問題就變得尤其嚴重。
因此，中國經濟的真正問題不是某個地方的人口流出，而是在這些人口流出地進行了違背經濟增長規律的、擴張性的規劃和建設。
當前，中國在整個發展思路上已經作出了重大調整，強調“在發展中營造平衡”。
對於收縮型城市、人口流出地公共服務的提供，我認爲需要雙管齊下。
第一，對於人口流出地，公共服務要在中心城區集約化提供。因爲分散提供會造成成本高昂，導致資源的利用效率比較低，進而導致當地公共服務的質量有所下降。
第二，要有來自於上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對一些人口流出的地方進行有針對性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時，不僅中央政府應該進行財政轉移支付，省級政府層面也需要考慮更多的財政轉移支付。這樣一來，
就能真正實現所謂“讓市場成爲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的發展模式（編者注：此處指增量建設方面）。
但是，絕不能進行一些違反經濟規律的無效投資，否則最後的結果肯定是得不償失，這個方面我們已經有太多教訓了。
責編 | 周琦
版式 | 孟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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