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銘升／《商審法》明年上路 強制調解讓公司派合法拖延時間
▲ 未來商業法院將設定「高等法院」層級，採二審二級制。圖爲臺灣高等法院。（圖／記者季相儒攝）
爲呼應10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2分組之決議，司法院推動《商業事件審理法》（下稱《商審法》）之立法，於109年1月15日經總統公佈，惟須自110年7月1日始施行。
《商審法》引進所謂的商業法院制度，不過，商業法院的全名其實是「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商審法》第2條），也就是將商業法院加入既有的智慧財產法院組織之中，原來的《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便同步修法且更名爲「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與《商審法》之施行日爲同一日)。
此一制度尚未正式上路，已被戲稱爲「智商高法院」（智：智慧財產；商：商業；高：高等法院），法官則被稱爲「智商高法官」，未來若做出智商不夠高的判決，可以想見將遭致社會輿論何等力道的批判！
商業法院設立後，筆者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此一制度的亮點何在（指真正的亮點，不是一廂情願的亮點）？最後勉強找到的亮點，反而不是落在商業法院的獨立化，而是專家證人制度，只是細看《商審法》的條文後，似乎也無法寄望過高（詳見下文）。
《商審法》第1條明揭其立法目的在於迅速、妥適（姑且理解爲公平之意）、專業處理重大商業紛爭，司法院新聞稿則又追加一點「判決一致及具可預測性」，並且列舉了7項重要內容（即7亮點），分別爲：
（1）設置專業法院；（2）律師強制代理；（3）科技之運用；（4）調解前置程序；（5）當事人查詢制度；（6）引進專家證人；（7）秘密保持命令。
《商審法》將「迅速」放在立法目的的第一位，顯見本法最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希望讓商業事件快速審結。故亮點1提到將商業法院逕設定爲高等法院層級，採二級二審制，也就是不像一般的案件須經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的三次審理程序，而是直接從高等法院開始；
將三審減去一審，總體來說，理論上當然能縮短訴訟進行時間，可是複數層次架構審級制度的存在，是希望由不同的法官經手，從不同的面向反覆斟酌相同的爭議，以得出更爲公平的判決結論，因此用刪除一個審級換來判決最終審定讞時間的加快，以犠牲公平正義換來速度，恐怕不恰當！
而且，若刪除一個審級是對的，那應該推及於所有案件，否則其他案件及小額的商業事件爲三級三審，大額的商業事件卻只能二級二審，這恐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的本旨。
怎麼大案件，反而更草率？要達到迅速的目的，應該是找出原本爲何導致訴訟拖延的病因，對症下藥，而不是削足適履，把一個審級刪除（這是雙面刃）。筆者沒有看到司法院把病因找出來的努力，只看到病急亂投醫，甚爲可惜。
▲ 戴銘升質疑，商業法院僅配置9名法官，且兼辦智慧財產案件，與迅速結案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圖／記者林悅翻攝）
商業法院僅配置9名法官 如何迅速結案？
至於，爲何導致訴訟曠日費時？個人認爲，主因在於法官等司法人員的人力配置。
要加快每一審級的審理速度，就是要配置充足的人力，壓低每位法官分配的案件量，若有怠惰的公務員（恐非罕見），則須儘速淘汰。如此一來，結案速度自然會加快。
然而據媒體報導，商業法院僅預計配置9名法官，且須兼辦智慧財產案件，這不是與希望達到迅速結案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嗎？
另外，亮點4導入了調解前置程序，立意或許良善，希望當事人以調解取代訴訟，達到迅速結案的目的。問題是，不該設計爲「強制調解」（《商審法》第20條），應該改爲「任意調解」（不過，《民事訴訟法》第404條本來就有任意調解制度）。
政府忽略了商業事件爭議的本質，即被告通常不願意訴訟案件太快結束，以近來引起軒然大波的大同案爲例，公司派只要在開股東會時用盡一切手段（例如沒收選票）、無論合法與否而取得形式上的勝利，掌握經營權後，時間就不是公司派在乎的問題了。
就算市場派提起訴訟撤銷股東會決議，被告根本不在乎，只要儘量提出一切攻防手段拖延訴訟就行了，勝訴或敗訴，也不是被告最在乎的問題，即使最後被告敗訴了，董事任期三年也屆滿了，原告勝訴也無濟於事，無論原告或被告，又得開始準備銀彈打下一任期的經營權爭奪戰。
可見，強制採調解前置程序，只是遂了被告的意，使其可合法拖延時間。再從不同的觀點來說，既是重大商事案件才能適用《商審法》，此類案件的本質怎是透過調解機制就可解決的？其機率可能微乎其微。
▲ 戴銘升建議，需要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義務，採納專家證人的意見。（圖／記者林敬旻攝）
專家證人意見 採納與否憑法官一念之間
關於專業性的立法目的。亮點1提及司法院將遴選受專業訓練之法官擔任，這可能也是新法延後約1年半施行的主因。然而此處所稱之「專業」爲何？有特別說明的必要。
所謂的專業，可以概分爲法律（在此尤其指商法）及法律以外之專業。一般對法官的批評，是認爲其無法律以外的財經專業，致無法對商事案件做出妥適的裁判，故此處之專業，比較有可能指的是法律以外的專業。
對此，即便新制預留約1年半的時間讓法官培養財經專業，筆者也不相信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法官能變成財經專家，即使是限縮在所謂的商業事件的範圍，其所涉的相關專業知識也是相當廣泛，法官不可能全懂。
此一部分必須借重專家證人（亮點6）來補強，也就是讓法官把精力放在法律上，法律以外的部分必須借重不同領域的專家證人。
可惜的是，在我國的司法制度之下，法官還是掌握一切權力之人，專家證人所提供的專業意見，是否採納全憑法官主觀判斷。可是，法官不是具財經專業之人士，如何有能力判斷專家證人之意見是否應採納？
筆者期待的專家證人制度，是讓法官有一定程度的義務必須採納專家證人之意見（也就是必須釋出權力），才能達到專業分工、並進而提升正確性。
▲ 近年來，司法官考試大幅將商法考科的配分比重下修。（圖／記者林敬旻攝）
雖然《商審法》所稱之專業，主要是指非法律的專業，然而將商業事件（範圍規定於第2條）從一般案件中抽離出來，讓法官專注審理同類案件，也有助於提升法官的商法專業。
在此，筆者必須藉此機會指出一項動搖國本的大問題，臺灣的法學教育一直存在考試領導教學與學習的現象，過去幾年，考選部竟在司法官及律師考試科目的設計上，大幅將商法考科的配分比重下修，致使法律系的學生放棄商法的比例增加；
而且，由於配分極低的影響（司法官二試：憲法與行政法配分200分、民法與民事訴訟法配分300分、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配分200分、商事法配分100分），考生的商法不必考太好，可能也不致影響錄取與否，致使取得司法官或律師資格的法律人商法能力整體偏弱。
臺灣是島國，必須仰賴各種國際貿易，也就必須重視商法，可是，政府一方面將商業法院獨立出來，強調其重商，另一方面卻又在人才選拔時，打壓商法，表現輕商的一面。政策間的矛盾，也將使得法官的商法專業無法使人民信服。
此外，也絕不可輕忽商法專業的重要性，纏訟十多年的SOGO案，就是因爲法律見解的不同，纔會拖延如此之久！（其中，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錯的離譜，較爲詳細的分析，可參閱戴銘升，〈從立委跨黨派集體收賄事件談公司法修法〉，臺灣法學雜誌第398期，2020.8，頁31-36。）
▲ SOGO案法院一審就是18年，催生《商審法》。（圖／記者陳雕文翻攝）
SOGO案催生《商審法》 商業法院卻無權審理
《商審法》另一個訴求是判決一致及具可預測性，筆者大膽的推測此必然無法達成，而且司法院已另外引進了大法庭制度（108年7月4日正式上路），統一法律見解不應該是《商審法》的重點。
再者，就《商審法》的制度本身觀之，也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理由至少有二：
（1）商業訴訟事件，原則上設有訴訟標的新臺幣1億元的門檻（大事件），未達此門檻的案件（小事件）則不適用《商審法》，因此涉及相同法條的商業訴訟事件，將因金額大小區分，大事件進商業法院，小事件進普通法院，對於相同法條的解釋，普通法院之見解當然還是可以與商業法院不同。
（2）商業法院不受理商業事件的刑事及行政訴訟（《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2條），然而商法本身同時包含了《民法》、《刑法》及公法性質在內，具體發生的案件中，可能同時涉及不同法領域，若商業法院只受理民事訴訟，則就同一案件，刑事法院及行政法院之見解仍究可以與商業法院不同。
須附帶一提的是，個人認爲未將刑事及行政訴訟統一納入商業法院是《商審法》之大缺點之一，例如前述之SOGO案，最具爭議的部分反而是落在撤銷增資登記的行政訴訟，而SOGO案也極可能是催生《商審法》誕生的主要緣由，可笑的是，商業法院卻無權審理SOGO案的主要爭議。
綜上，筆者目前看不出目前的商業法院制度有何令人稱許的亮點存在；不過，雖不看好，但不唱衰，仍舊期望此一新制正式上路後能發揮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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