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銘升／《公司法》也吹起報復性罷免風潮？
▲永大獨董黃福雄召開股東臨時會，解任獨董陳世洋。（圖／記者姚惠茹攝）
近年來於經營權爭奪之事件中，大股東們的法律團隊不斷想方設法，找出法律漏洞來爲自己爭得公司經營權。
去年（2020）友訊公司之市場派透過獨立董事召集股東臨時會，將公司派之四席董事及一席獨立董事全數「罷免」（《公司法》上稱爲「解任」）。
今年（2021）纔剛進入2月，在本月8日永大公司之市場派（日立派）獨立董事召集股東臨時會成功解任公司派（寶佳派）獨立董事。永大案引起筆者撰寫本文之動機。
▲ 永大獨董陳世洋。（圖／記者姚惠茹攝）
永大公司：日立派 vs 寶佳派
永大案有趣之處在於，在此次事件之前，日立派原本是公司派，已發動公開收購增加持股比率，但寶佳派搶先在公開收購於2019年5月2日完成交割前，由獨立董事於4月18日召集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董事，成功翻轉董事會席次比率，取得經營權成爲公司派。
原來的日立派就淪爲市場派，可是現在的市場派持股比率已高於公司派，所以今年變成是由日立派罷免寶佳派之獨立董事，而罷免的正是前年爲寶佳派召集股東臨時會之該名陳姓獨立董事。
《公司法》允許「報復性罷免」
此不免讓人有報復性罷免之感，《公司法》也允許報復性罷免嗎？在政壇上，報復性罷免是否允許我不方便評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公司法》是允許報復性罷免的。
先說明爲什麼《公司法》是允許報復性罷免的？《公司法》第199條第1項規定：「董事得由股東會之決議，隨時解任；如於任期中無正當理由將其解任時，董事得向公司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
神奇之處就在這「隨時」二字。所謂的「隨時」就是「任意」，不僅是指時間上的任意，更是指理由上的任意；換言之，可以不附理由而解任董事（無正當理由時，頂多只是賠償董事的損失而已）。
既然《公司法》允許股東會可以在無理由的前提下解任董事，爲了報復而解任董事（報復性罷免），當然也可以！這充分展現資本市場就是個金錢戰場的特色。
▲ 永大獨立董事黃福雄。（圖／記者姚惠茹攝）
這個案例，除了突顯出報復性罷免的問題外，還有下面兩個問題值得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此次被解任之獨立董事，於被解任後發表聲明，指出現行《公司法》第199條之規定不當，「應一律再提高股東出席比例及表決權比例」（原文照錄）。依本條之規定，股東會若欲任意解任董事，必須取得股東會特別決議始可，簡單的說，大概就是必須有2/3出席，出席過半同意。
那麼，這個門檻是不是太低了？財經法的爭議，透過比較法的研究是最客觀的。依照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MBCA）§8.08，也可以不附理由解任董事，由於我國目前是強制採累積投票制，依美國法，採用累積投票制時，若有依據累積投票制計算足以使董事當選之權數是投票反對解任時，則不可解任董事。
白話的說，如果當初支持該名董事的股東，還是繼續支持他，則敵對派之股東是無法成功解任該名董事的。可惜，臺灣的立法不是學美國法，而是學日本法。依照日本《會社法》，股東會同樣也可以不附理由解任董事（第339條），董事若是適用累積投票制選出者，原則上必須以特別決議（與我國門檻近似）纔可以加以解任（第309條）。
▲ 左起永大總經理蔡尚育、法務處長林煜翔。（圖／記者姚惠茹攝）
《公司法》§199-1需修正
因此，我國目前的解任門檻並沒有過低的現象，美日法制也沒有規定更高之門檻，沒有提高的必要。倘若真的要修改，倒是可以參照美國法的體例去做更細緻的設計，而不是一味的要求提高門檻。假設改採美國法，報復性罷免大概就無法遂行了。
若謂解任董事之制度有不當之處，反而是出現在2019年永大公司寶佳派召集之股東臨時會。只要一名獨立董事召集股東會表示要改選全體董事，則該屆董事就必須改選，而無須在改選前先取得董事會及股東會同意，這個制度很不當！這是第199條之1所開啓的漏洞，應該先修正的，反而是這個條文。
▲ 永大獨立董事黃福雄召集股東臨時會，成功解任公司派獨董。（圖／記者姚惠茹攝）
第二個問題是，永大案中，無論日立派或寶佳派，都是派出獨立董事召集股東會，作爲經營權爭奪的手段（此時的獨立董事……獨立嗎？）。
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4項之規定，設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其獨立董事就成爲「具監察權之獨立董事」，取得《公司法》第220條原屬監察人之召集權，然而獨立董事是董事、不是監察人，不適合準用此一規定，應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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