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憲政改革的實踐──堅決反袁變更國體（十三）
袁世凱最終還是迫不及待地走向復辟帝制之路。從一九一五年開始爲稱帝進行緊鑼密鼓的準備，他授意政府高級顧問美國法學家古德諾 、日本學者有賀長雄撰寫論帝制與共和的文章，爲復辟帝制製造輿論聲勢，又指使楊度等組織籌安會籌備帝制事宜，掀起了帝制逆流，一時間復辟帝制之聲甚囂塵上。
袁世凱的帝制活動遭到舉國上下的一致反對，當時反對稱帝的言論頗多，其中梁啓超的《異哉所爲國體問題者》與汪榮寶之父汪鳳瀛所撰擬的《致楊度與籌安會論國體書》並列齊名，頗爲世人所傳誦，是反對袁世凱稱帝極有分量的文獻。
《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首先對籌安會進行隱晦地諷刺，指責組織者楊度爲「陋儒瞻顧囁嚅」之人，組織該會並非是「愛國」，而是「壞國」。堅決反對袁世凱更改國體，指出政體已採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盡奉諸大總統」，且國之大體，豈可反覆無常，「斷不可於國體再議更張，以動搖國脈」。
七不可說禁更國體
針對爲何不能變更國體，文章提出了「七不可說」：第一，失信於天下。袁世凱已任大總統，且「遵約宣誓，屢次宣言，決不使帝制復活，其言至誠愷切，亦播諸文告，傳諸報章，爲天下所共見聞矣！」，而現若改君主政體，必「失信於天下，悖禮傷義，動搖國本」。一不可也。第二，爲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提供反政府的藉口。倘若稱帝，「使黃輩實其誣言」，而天下皆將信服孫、黃等有先見之明，「頓長其聲價，增其信用」。此二不可也。
第三，失掉旅居各國華僑的資助。吾國旅居各國之僑民不下數千萬，「莫不醉心歐化，以獨裁帝政爲不然」，他們一旦見覆興帝制，必對祖國失望，「不啻推而出之，以爲孫黃之外府，隱助以無限之資財」。三不可也。第四，恐天下自此多事。假使復行帝制，域中斷不容二帝，勢必消清帝之尊號，塞滿族之人心，「慮復爲奸人所利用，設有僉壬叢而間之，爲德不卒，勢非獲已，而貽人口實，恐天下從此多事矣！」四不可也。
第五，國內災害不斷情勢危急。民國後厚增賦稅，繁徵苛斂，視清末有加，「諮怨之聲，已所難免」，現若增稅設捐，紳商受不公平之待遇，「怨憤不平之氣，鬱結於中，加秩薪之蘊火，遇有梟雄，鼓而煽之，則一發不可復遏。」五不可也。第六，若稱帝必賢人隱退、小人得勢。設若改爲君主專制，「稍知自愛者，名節所關，天良難昧，勢必潔身引退，相與遁荒」，而「其留而不去者，貪榮勢利寡廉鮮恥之徒，必居多數」，他們往往「視仕官爲投機事業，勢盛則爭先推戴，勢衰則出力擠排，彼且不愛其身，尚何愛於國，更何愛於君？」六不可也。
第七，易受到他國肆意要脅。中國積弱，在國際上無絲毫地位，「今我忽無事自擾，謀更國體。際此歐戰相持，愛我者或不遑東顧，而忌我者則虎視眈眈，惟恐我國之宴安無事，不先與謀，事必無幸，苟欲求其同意，非以重大權利相酬，足饜彼與，殆不可得」。如這些國家以國體相同之故，「佯與贊成，觀爨而動，但使我與國體變更之際，地方稍有不靖，彼乃藉詞干涉，別有所挾，以兵力臨我，人心向背，正未可知。」此七不可也。
「七不可」說從信義、國內複雜的政治形勢、國民經濟狀況、國際局勢等方面，詳盡地闡述了不能恢復帝制的理由。這些話語可謂汪鳳瀛的肺腑之詞，他引經據典，力勸袁世凱吸取歷史教訓，遵循歷史發展規律，勿行忤逆之舉。現在看來，雖然文中有些言語詆譭革命，然而立場不同，不足爲詬病，尤其是他所列各點，竟然一一如其所料，可見汪鳳瀛超羣的預見性。
關於《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一文的由來，章太炎爲汪鳳瀛所作的墓誌銘有如下記錄：「項城袁公既屍大總統四年，與羣下議帝號，始有籌安會，吏民矍牾，佞詞百端，府高等顧問元和汪君書籌安會，稱七不可。」當汪鳳瀛撰寫完畢，「以示諸子，諸子皆跽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論也。雖然，恐不免虎口。』君不應。明日復問，曰：『已發矣，雖死市曹，吾分也。』」也有說汪鳳瀛寫完此文後，託同鄉張某轉呈袁世凱，張時任政事堂機要處處長，極不贊成袁世凱稱帝，張見信問：「翁不畏禍耶？」汪鳳瀛卻曰：「餘作此文，即預備至軍政執法處。」張大爲感動，揖汪言曰：「老輩正言可敬，吾輩愧死！」乃轉呈袁世凱。
以上均證明了文章爲汪鳳瀛所撰，但也有人說此文原出自汪榮寶的手筆，其父汪鳳瀛擔心惹來禍端，遂自己署名上呈。該文究系汪鳳瀛所作，還是汪榮寶所作，筆者目前尚未找到其他的史料，只能暫時存疑。不管此文系誰所作，很顯然在對袁世凱稱帝一事上汪家父子的觀點是一致的：堅決反對帝制。據說袁世凱閱至此文，又回想與汪榮寶的談話，知汪氏父子終不爲自己所用，對汪鳳瀛亦未採取不利舉動，遂將汪榮寶遣回比利時公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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