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求刑？
監察院在今年五月提出糾正案指出，檢察官於重大或受矚目的案件，於起訴時常爲具體求刑，如此的作法，不僅於法無據，更易使社會產生預斷，並對法官造成壓力，因此要求法務部深切檢討。所以，特偵組在起訴林益世時，即以此爲理由，而不對此案爲具體求刑。只是在李宗瑞的案件裡，北檢卻又以被告惡性重大且毫無悔意爲由，具體求刑三十年。這讓人感到奇怪，同屬檢察體系，爲何又出現不同調的情況。
在英美法，有所謂認罪協商制度（plea bargaining），即檢察官與被告可以針對罪名與刑期爲協商，一旦達成協議，被告即會在開庭時爲有罪答辯(plea guilty)，法官即直接根據協商內容爲判決，而無庸進入陪審程序。而原本在大陸法系的國家，由於堅持刑事正義的不可交易性，對於認罪協商一向採取排斥的態度，但隨着時代的變遷，此種想法已經有所轉變。如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除原有簡易程序，即存有輕罪協商的色彩外，更於2004年，增加第7編之1，即針對最輕本刑三年以下的犯罪，皆允許由當事人爲認罪協商。而由於協商的範疇，除所犯罪名外，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1款，亦包括科刑範圍在內。因此，於此等犯罪協商的場合，檢察官自應爲具體求刑，這也代表當事人雙方已經達成協商的最終結果。
而除了認罪協商的案件之外，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1項，其起訴書的內容，除記載足以辨別被告的身份與特徵外，更須記載犯罪事實、證據與所犯法條。之所以如此規範的原因，即在要求檢方將起訴對象與犯罪事實加以特定，才能使審判的範圍有所界限，以來避免法官的訴外裁判。同時，藉由如此的記載，也能表徵檢察官對案件負責的態度。至於具體求刑與否，現行法條並無明文，且由於量刑屬法官的權限，即便記載，亦無拘束法院之效力。
雖然具體求刑並非法律的強制規定，但因檢察官身負訴追犯罪的重責大任，也因此，法務部早在1985年時，即發函給各檢察機關，要求檢察官於惡性重大、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案件，必須具體求刑以來促使法院重判，纔能有效嚇阻犯罪，以示對社會、對民衆的負責。如此的函示，雖無法律效力，但長此以往，卻已成爲一種慣例，而對檢察官產生實質的拘束力，致有違程序法定原則。且關於惡性重大與否，又難有客觀標準，是否求刑，就完全繫於檢察官的恣意決定，致有違平等原則。又由於具體求處重刑，不僅會使輿論產生未審先判的有罪預斷，更可能因此對法官造成極大的壓力，一旦法官不爲重判，甚或爲無罪判決，即會成爲千夫所指的對象，甚至被指爲是恐龍法官。也因此，所謂具體求刑，於法、於現實，皆難找到合理化的基礎，也成爲監察院糾正法務部的主因。
針對李宗瑞案，北檢依據《刑法》第51條第5款數罪併罰的規定，而對之求處最高三十年的有期徒刑，似乎展現了檢察官訴追犯罪的決心。只是如此的作法，不僅有違無罪推定，更嚴重侵害法官的獨立審判權，若將來此案判決與檢察官的具體求刑差距甚遠，勢必又會對司法威信產生重擊。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