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片的情感體驗必須帶有理想性超越性
《我的姐姐》屬於典型的現實題材商業電影。所謂現實題材商業電影，主要指的是將社會問題戲劇化，又符合商業電影操作規律的電影創作。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只要觸及社會問題的商業電影就一定能得到觀衆認可，獲得高票房。其中的要點在於現實題材如何進入商業電影，因爲商業電影的特性決定了它在處理現實題材時需要更多的技巧。
首先，商業電影的觀影對象是數量極其巨大的普通觀衆，必須考慮他們的觀影愉悅和情感投入問題。如果觀衆沒有能夠得到這兩點，就不能稱其爲一部成功的商業電影。其次，商業電影因爲其廣大的受衆，必然具有不可估量的社會影響力，也不得不考慮其效果的問題。
《我的姐姐》的兩位主創雖然是電影新人，但該片在票房上卻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並引發大量的相關社會議題討論。所以，其操作技巧值得我們展開認真的分析。
商業電影的成功，必須兼顧觀衆的情感投入與類型愉悅
在引導觀衆情感投入和獲得觀影愉悅上，《我的姐姐》下了很大功夫。
商業電影的高票房來自於它對觀衆的重視。首先最重要的是，商業電影必須能夠召喚觀衆對影片的情感投入，讓觀衆與主人公之間建立起情感紐帶。商業電影提供的情感體驗還必須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超越性，以彌補觀衆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匱乏與渴望。比較成功的商業電影基本都做到了這一點。
《我的姐姐》在引導觀衆的情感投入上也十分用心，其中將弟弟形象設置成天真無知的幼童是比較好的選擇。正如巴贊評價《偷自行車的人》中的兒子形象：“他的位置決不是沒有意義的，相反，他就是劇作的現象學。”因爲年齡限制，他們往往對成人困境無法準確地理解，但他們反而有可能成爲悲劇內情的目擊者，將殘酷性真正地揭示出來，甚至成爲無意的拯救性力量。《我的姐姐》中，年幼弟弟對姐姐安然的依戀和愛是發乎天然的，這個看似累贅的存在恰恰部分彌補了父母所虧欠安然，而安然實際上最渴望的東西。某種程度上，弟弟在幫助安然與父母和解，也在幫助她成長。
爲了鋪墊這段姐弟情，片中的細節刻畫十分細膩和有層次，地鐵中姐姐差點想丟掉弟弟但最終不忍；弟弟給姐姐衝生薑紅糖水後的姐弟對話讓姐姐第一次打開心扉；聽到弟弟說自己有媽媽的味道時堅硬的姐姐被柔軟所觸動；看到舅舅對弟弟不負責任引發姐姐的母性覺醒；弟弟主動被領養後姐姐意識到自己對弟弟的不捨等等，每一個細節的處理都將觀衆帶到姐弟情的體驗之中，也帶到姐姐安然的困境和掙扎之中。所以，安然最後對弟弟的不捨是真正敞開內心後的一種真情流露。安然的這種內心釋放也成爲觀衆情感釋放的動力，從而與影片產生共情。
其次，商業電影還要充分研究類型，重視類型愉悅的操作。爲了預知觀衆的預期，電影創作者必須精通類型及其常規。而類型愉悅則是一個類型最吸引觀衆的內容，也可以說是類型與觀衆之間形成的契約。中國電影市場上曾經有一些現實題材商業電影就是因爲沒有充分研究和吸收所選擇類型的類型愉悅手段，導致影片整體的吸引力不夠。
《我的姐姐》對類型愉悅的操作也是比較自覺的。這部電影選擇了家庭情節劇這個類型，其中社會變遷和人性複雜導致親情撕裂與和解的張力是這個類型最大的類型愉悅所在。瑟克、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楊德昌、李安等的優秀家庭情節劇作品，都是因爲對倫理親情的撕裂與和解的拿捏分寸比較好，既以情動人又發人深思。《我的姐姐》巧妙地以姑媽、舅舅、安然三個人物形象及其關係，來處理兩代人對個人自由與倫理責任關係的不同觀念，以及造成的親情撕裂與和解。姑媽與安然兩代“姐姐”的交鋒中，姑媽的現狀就像一面鏡子，讓安然反而對自己的個人選擇更加堅定。舅舅與安然的關係則展現出一種新的代際關係可能，當上一代際展示出人性的真實面，兩個代際之間的相處反而更加親暱與自然。姑媽最後對安然的理解與安然最後對舅舅的原諒都體現了對親情的和解力量的肯定。
商業電影的昇華，取決於其作爲社會議題討論場的可能性
在現實題材商業電影的社會效果上，《我的姐姐》也做了一定努力。
商業電影因爲其巨大的受衆，電影製作者需要儘量考慮各種文化觀念的平衡，所以商業電影一般來說不太會直接冒犯社會主流人羣的價值觀，但同時也會對其複雜性進行呈現。麥克白就認爲：“一部電影最好是被理解成一處由很多（常常是衝突的）意圖和邏輯貫穿其中併發生作用的地方，每一種力量或多或少明顯地、也或多或少有效地改變着它。”奧爾特曼甚至認爲商業電影可以作爲哈貝馬斯所提出的公共空間的當代替代品。因爲各種社會文化觀念都有可能進入到其中，商業電影就有可能成爲一個象徵性的社會議題的討論場所。
對現實題材商業電影來說，這種作爲社會議題討論場的功能顯得更加突出。而在具體處理過程中，將重要的社會議題以一種相對含蓄的方式來呈現反而可能達到更好的效果。比如2018年的現象級電影《我不是藥神》，就有意避開了對複雜問題的直接討論，主要提供的是一個英雄挺身而出爲困難人羣採購廉價藥的故事，着重刻畫主人公與病人之間的情。但電影在上映後引發嚴肅社會討論甚至獲得高層批示，則生動地展示出現實題材商業電影作爲社會公共空間和社會議題討論場的可行性和重要價值。
《我的姐姐》所選擇的將姐弟情的展現與安然形象的刻畫作爲電影的主線，將一些帶有痛感的社會議題作爲隱性表達的原則符合商業電影操作規律，尤其是影片最後的開放式結局是值得肯定的。這個結局一方面是對安然形象刻畫的一種深入，因爲隨着安然在心理上與父母的和解和對弟弟的依戀與不捨，任何一種選擇對安然都是殘酷和痛苦的。而且安然的痛苦也說明個人自由與倫理責任的衝突、現代社會中的女性處境等複雜問題，並不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決絕表達，或者二元對立的觀點傾軋就能解決的。這樣的結局反而爲一些複雜問題留下了可以展開的討論空間。
不過作爲電影新人，《我的姐姐》在電影技法上還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間。比如片中的重要形象弟弟的有些臺詞和行爲還有些成人化痕跡，部分削弱了電影的情感力量。而且影片雖然有意識將一些社會議題儘量與故事推進和人物塑造有機結合在一起，但電影的實際呈現中並沒有真正做到不動聲色中的水乳交融，有些地方的處理還是比較生硬和割裂的。這當然需要電影創作者不斷地磨練自己的電影製作水平和能力。
但《我的姐姐》兩位年輕主創的電影經歷是很有啓發性的。導演殷若昕兼具編劇和導演的雙項實踐能力，而且也嘗試駕馭不同類型片，這種開闊的視野對電影新人的發展來說非常重要。編劇尤曉穎之前的家庭情節劇作品《相愛相親》拿下過多個獎項，這次《我的姐姐》又採用家庭情節劇類型，其中的人物和情節設置可以看到之前《相愛相親》的成功經驗再現。這種在某些類型中長時期磨練和積累實踐經驗對電影新人同樣十分重要。
總的來說，現實題材商業電影的繁榮是中國商業電影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不僅能帶來巨大的商業價值，同時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社會價值。更多的電影新人能夠投入到其創作之中，並有更好的票房斬獲，對中國電影市場的健康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
（作者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