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終追遠話清明
作者：任蒙（散文家，著有《詩廊漫步》等）
清明節是中華民族掃墓敬祖、表達自己敦親睦族的情感追求的全民節日。瞭望中華大地，從白山黑水到雲貴高原，從黃土高坡到東南沿海，千山萬嶺一起點燃蠟燭香火，以古老的方式向祖宗致敬，向先人致哀。多少個世紀，多少代人，多少個清明節，炎黃子孫敬奉先祖、懷念故人，早已成爲全民族的集體行動。清明祭祖拜宗是民風，是鄉俗，是文化，更是孝心、道義和責任。
湖北麻城杜牧廣場《問酒》雕塑，取意自杜牧《清明》一詩。
清明節的歷史
我們的傳統節日一般與自然節令聯繫在一起，比如端午節，或是由上古時期的“夏至節”延續與演變而來的，古人出於對酷熱夏季的恐懼，主動抗拒惡劣時令，相約在夏至那天一起驅害禳災，紀念屈原的文化含義是後世賦予其中的。重陽節也是源於上古時代的先人在秋後舉行的豐收祭天、祭祖活動。清明節同樣是自然時令衍生出來的節日，它雖然與提示農事節氣中的清明緊密相連，具有時令與節日的雙重意義，但“清明”兩個字在人們生活中的影響大大超越了自然節令的分量，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清明是“二十四節氣”之一。
清明節究竟起源於哪個時代，如今已無從考證了。“清明”這個稱謂，最早與“二十四節氣”一起出現在《淮南子·天文訓》中，其中解釋曰：“春分後十五日，鬥指乙，爲清明。”古人根據斗轉星移來觀測天時，每到清明時節，北斗星的柄部正好指向“乙”位。古代大衆知道這種風和日麗的日子應該進行戶外活動，因此，在《淮南子》問世以前的若干個世紀，我們的祖先便有了他們的春遊，也有了春天的墓祭活動。也就是說，在清明節和寒食節尚未形成的上古時代，老祖宗同樣也舉行春遊、春祭。民俗學家認爲，民間興起去墳地哀悼的方式，最早是仿效王公貴族“祭墓”而來的，因爲墳墓被認爲是先輩的魂魄所寄。
孟子散文《齊人有一妻一妾》裡的那個齊人到城東墓地乞食供品，“不足，又顧而之他”，說明城外不止一處墓地，很多人都出來祭墓，所以齊人得以反覆出入墳間，向人乞討祭食。此文證明，至少在東周已經有了掃墓的祭禮，但那時只是在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羣中擴散，並沒有形成全社會的風習。
到了漢代，儒家學說助長了人們的親族意識和追宗理念，祭掃之風遂日益盛行。《漢書·嚴延年傳》記載，嚴母從東海郡下邳老家趕到河南郡嚴延年的任所來看他，適逢他準備處決囚徒，大開殺戮。其母認爲兒子做酷吏不會有好下場，臨別時氣憤地丟下一句：“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意思是她先回去，讓人準備爲兒子掃墓，這說明漢代更流行掃墓。嚴延年所生活的西漢後期，距孟子時代已經兩百年。
民俗在先，“規範”在後。到唐代開元年間，春祭掃墓的古老習俗遠不止跨越千年，玄宗詔定將寒食祭祖列入“五禮”。《舊唐書·玄宗紀》對此有明確記載：鑑於“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沿，浸以成俗”，所以“士庶之家，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隨後又規定寒食節衙門休假。玄宗的詔令將寒食節“上墓”制度化了，這一節俗更是普及天下。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描述寒食節祭掃盛況：“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柳宗元還說，他已四年沒有歸籍祭掃，時常擔心放牧者毀壞了他家的祖墳及其樹木，“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柳宗元寫此信時，唐玄宗的詔令頒佈不過六七十年，寒食祭祖的觀念已浸透到了人們的骨子裡。
然而，清明節到唐朝也成爲重要節日了，人們既過清明節，也過寒食節。白居易在《寒食野望吟》描繪過當時的情景：“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可見，古人習慣將兩節並稱，因爲二者時間相連。直到宋朝，人們將兩節合二爲一，以清明節取代寒食節，並吸收寒食節的文化內涵，廢除其陋習，每年不再像以往那樣接連幾十天吃冷食。但是，直到明清之際，寒食節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消失在清明的雨幕之中。
北宋王禹偁《清明日獨酌》中說“一年冷節是清明”，儘管隱喻了作者謫居的鬱悶情緒，但說明清明節到此已經承繼了寒食祭祖的風習，故無熱烈氣氛。南宋時期的清明，祭掃更是蔚然成風。“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這是高翥在他《清明日對酒》一詩中的描繪：從南到北的山山嶺嶺都有墓地，到處都有人忙於上墳祭掃，到處都飄飛着焚燒過的紙灰，到處都有人爲死去的親人傷心落淚。
清人掃墓祭祖圖 資料圖片
從寒食到清明
寒食節比清明節起源更早，但如前所述，它不是民間遊春和春祭習俗的開端。民俗專家認爲，寒食節禁火冷食可能源於上古時期的“改火”，即每年定期將使用了一年的火種熄滅，重燃新火以圖吉利。在我隱約的記憶中，20世紀50年代還偶有鄉鄰在竈膛用草木灰儲存火種，那時火柴還有些稀罕。遠古祖先“改火”之隆重，不難想象。因此，今天人們普遍將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典故作爲寒食節的起源，是不準確的。
傳說介子推隨晉國公子重耳一起流亡，在重耳餓極之時，介子推割下自己的股肉烹野菜給其啖之。後來重耳做了君主，就是晉文公，他準備重用介子推，介子推卻隱居綿山不出。晉文公下令放火燒山，想把介子推逼出來，結果卻把介子推和他母親一起燒死了。晉文公感念忠臣，不但在綿山爲介子推修祠立廟，還要在他死難之日忌火，以表其哀。
誰聽了這個故事，都覺得不太靠譜。既然能夠採集到野菜，爲什麼一定要剜自己的肉？古人寫故事，往往極端化，故事一旦被推向極端就荒唐了。然而，由於歷代統治者的需要，介子推的事蹟不斷得到渲染和推崇，賦予了寒食節的思想含義，生火溫食的禁忌也越來越嚴厲。
太原一帶是晉國故地，對其風俗想必執行得更嚴一些。到東漢時期，太原一郡每年紀念介子推還得全面禁火，“鹹言神靈不樂舉火”，有些老小不堪忍受而生病甚至喪命。周舉就任幷州刺史，認爲冷食殘害百姓，也非聖賢之意。他主張恢復熟食，還寫了篇祭弔介子推的文章掛到其廟裡，明確向陋習挑戰。《後漢書·周舉傳》是將此事作爲刺史的功德記錄的，宋代洪邁在《容齋隨筆》裡也對此持肯定態度，但周舉如此旗幟鮮明地抵制，也沒能動搖寒食節，忌火的規矩又往後延續了至少十來個世紀，可見節俗的力量之堅韌。
古代的陽春三月，民俗節日比較頻繁，除了寒食、清明，還有一個上巳節，源於上古的一種祭禮，時間在每年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晉以後固定爲三月初三。人們彙集到水邊洗濯去垢，意在驅邪避惡，也叫祓禊，還兼有嬉遊、採蘭、飲酒等活動。唐宋時期進行節俗整合，清明節不但承載了寒食節的墓地祭禮習俗，而且融合了上巳節的文化內涵，上巳節從此消亡。
寒食節只是一個“二傳手”，但它使“上墓”習俗從貴族到民間，從上古到今日，成爲千家萬戶的肅穆儀式。
蘇軾《寒食帖》，作於蘇軾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
清明無客不思家
我們的傳統節日，多半是古人根據自然節令變化形成的共同休息、相聚、慶典、祈禱的羣體性活動。比如春節，是萬戶參與的辭舊迎新慶典，俗稱“過年”。但是，從本來意義上說，歷史上的春節也就是全民約定的“大衆歡樂”，農耕時代的人們辛勞了一年，無論收成如何，歲末都要熱鬧一番，以祈來年。如果將禮敬先祖的清明節與以“普天同慶”爲主題的春節比較來看，清明節的文化內涵更深邃一些。俗語也說，清明大似年。
親情，是與生俱來的天然情感。正常的親情、健康的親情，蘊含着人間大義，同樣能夠讓天地動容。清明墓祭，敬拜的不是什麼神靈，而是各自真實的祖宗和前輩，是由親情衍生的一種祭禮。哲學家馮友蘭說：行這種祭禮“並不是因爲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於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禮的意義是詩的，不是宗教的”。
每個逝者都應該受到後人的追懷，每個生者都應該飲水思源，牢記前輩對自己的撫養和培育。然而，這種緬懷本來屬於心理活動，也是一種容易被淡化、被省略的思想過程，所以更需要一種儀式，更需要一種身臨手到的現場行動，這就是“墓祭”，這就是清明祭掃。
先人有在天之靈，這不過是生者的想象，不過是活人的表述，死者對生者沒有任何約束力，躺在地下的先輩無法得知子孫是否到墓前看過他們。因此，爲先輩掃墓，自己去還是不去，理智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但是，理智同時告訴人們，自家的祖塋應該有人祭掃。
說到這裡，我們就更加理解古詩文中所表達的清明思鄉之情了。南宋詩人陸游在某年清明前夕奉詔來到臨安，歌舞昇平的都城浮華使他更添了幾分憂思，唯有想到自己能夠在清明之日騎馬趕回距離不遠的故里山陰，心中的落寞才消解一些。“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他在那首著名的《臨安春雨初霽》中表達了當時的情思。明人高啓身在南京任職，節逢清明卻不能回籍，舉目四望但見無盡的青山，對家鄉的思念使他寫下《清明呈館中諸公》：“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不難想象，即使是在交通極爲不便的時代，古人面臨這個祭祖的節日，依然是盼望回家。
現代交通如此發達，很多人還嫌路途費時，年年乘飛機和高鐵回籍掃墓。每年清明節前後的那些天，多少都市人凌晨起身趕往郊外公墓，通向各個墓園的馬路上被堵塞的車輛往往延綿數裡，這還是很多大城市反覆強調“錯峰出掃”的結果。各地規模已不算小的縣城，大大小小的旅館均已客滿，鄉間公路上奔忙的都是千里迢迢從外面趕回老家的掃墓者。
瞭望中華大地，從白山黑水到雲貴高原，從黃土高坡到東南沿海，千山萬嶺一起點燃蠟燭香火，以古老的方式向祖宗致敬，向先人致哀。多少個世紀，多少代人，多少個清明節，炎黃子孫敬奉先祖、懷念故人，早已成爲全民族的集體行動。
新世紀初年，國家將清明節確定爲法定假日，全民放假，各地高速公路停止收費。這不僅是爲了鼓勵一種習俗，而且是將清明祭祖上升爲國家支持的全民族行爲。
各地除了政府和社會團體組織的公祭活動，最爲普遍的是無以計數的百姓家祭。祭祖拜宗是民風，是鄉俗，是文化，更是孝心、道義和責任。
清明掃墓祭祖，寄託悠悠哀思，叩謝前輩之恩，強調感恩行孝，注重的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教化，讓活着的子孫接受一次心靈的洗禮，更好地孝敬尚在的長者。
前人形骸雖盡，精神卻長存不滅。年復一年的清明，一代代華夏子孫藉助肅穆的祭祖儀式，賡續民族精神血脈。我們歷史文化中提倡的“慎終追遠”，通過幾千年不間斷地傳承踐行，早已成爲全民族共同遵守的傳統道德和民族倫理。
即使是現在的高科技時代，清明祭祀也引發很多人對人生和生命的思考。有個年輕人在其日誌中寫道：“人這一生只有站在祖塋面前，才明白自己從何而來，將向何處！”也有人說：一個人在他從墓地回來的路上，就應該成爲哲人和詩人。還有人說得更樸實：年歲越大，越懂清明，因爲“少時難識清明意，如今滿襟故人情”。
更多的人面對前輩的墓碑，面對剛剛培上了幾鍬新土的墳丘，都會想到因爲有了墓塋中的先人，纔有了自己，從父母或祖父母追溯到以前的若干代，想到某個可知的“分枝散葉”的祖宗，進而想到自己的家族和民族。而我們的民族，正是千萬個這樣的家族組成的，也是由千萬個家族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來的。
華夏大地如此鄭重地祭祀先祖，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民族其香火愈燃愈旺，也向世界展示着炎黃子孫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每年清明節，我都會想起當年三峽庫區移民的一幅照片：整幅圖片只有一個身背竹簍的山鄉漢子，扎着巴蜀山民的頭巾，臉色疲憊，揹簍裡裝着他親人的遺骨。揹簍在他身後，遺骨在畫面上並沒有露出多少，但附有文字說明：他要把親人的骸骨轉移到很遠的地方重新安葬，這是他搬遷中的一件大事。
三峽水庫建成之前的巴蜀大山，澗深人稀，道路險峻，那天沒有誰到現場見證這位男子的行爲。然而，他依然神情肅然地跪在親人墓前三拜之後，纔開始刨墳撬墓，接着將親人枯骨直接收撿到竹簍之中，自始至終幾乎沒有儀式，骸骨也未經任何包裝。不難想象，整個過程都極爲麻利，極爲快捷。
當年庫區大規模移民，各級政府都做過周密安排，家家戶戶都享有各種補貼，但有些環節仍然只能各自處理、從簡處理。沒有人指責這位鄉民對逝者“草率”和不敬，他也講不出幾句孝文化的道理，可他以這種最簡陋、最樸實的遷葬形式，默默地履行了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也向那幅被意外拍到的照片的讀者，詮釋了純樸鄉民對已故親人的敬緬。這樣，今後每年的清明節，他就可以到新的墳頭沿襲自己上香敬祖的儀式了。
因爲年年必須舉行的墳前家祭，因爲後世對於前人墓地守護的需要，歷代不知上演過多少幕“魂歸故里”的故事。如古代士人做官在千里之外，很多人未等告老還鄉就客死異地，但無論多麼遙遠，後人都要將逝者運回故里，即使一時沒有條件，若干年後其子孫還要將其棺材或遺骨運回，或人擡馬馱，或借水就船，不惜輾轉幾千裡，也要實現“葉落歸根”。古代的“高速公路”也不過相當於今天的馬車土路，想想古人運送逝去親人的跋山涉水，想想他們爲此而經歷的種種艱辛，讓人感嘆的是生命的悲壯。
目前我國可以確認的有關喪葬文化的最早考古發現，是廣東省英德市青塘遺址的人工安葬，距今一萬多年。在河南新鄭的裴李崗、舞陽賈湖和甘肅秦安的大地灣等遺址，都發現有專設的土葬墓地，還出土了骨笛、骨規形器等隨葬物。這些距今8000年以上的墓葬遺址，專家分析可能包括“族葬”。再往後，西安半坡遺址和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等地，都出土過用於安葬亡童的甕缸，這些文化遺址都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證明我們的史前先祖很早就有了明確的生死觀念，有了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我們的民族很早就步入了重視喪葬的文明歷程。
後來，墓祭民俗的興起，不但改變了早期民間“墓而不墳”的喪葬模式，而且形成了貫穿幾千年的祭祖節日，催生了整個民族珍視親情和敬重祖先的文化傳統。
無論是舊俗土葬，還是火化後安葬，都是讓亡人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於他們生活過的世間。這是死者的願望，也是生者的需要，因爲生者還要面對地下的親人亡靈表達情感，寄託哀思。
儘管從長久的歷史角度看，亡者“以另一種方式”的存在時間終將有限，但現代社會總會以更科學、更文明的方式安置亡者，過去鄉村普遍存在的家族式墓地，將隨着城市化進程逐漸被公墓所取代。平民化墓園能夠得到長時間保存和維護，也是社會文明、時代進步的一種體現。
沒有哪個民族像華夏民族這樣敬重先祖——隆重、虔誠、執着。並且，我們這種敬祖情感不屬於迷信，具有道義上的真實，以無堅不摧的力量穿透了幾千年。
因此，無論喪葬文化發生怎樣的變化，都不會動搖我們的民族清明節禮敬先祖，強化親情人倫的儀式。從鄉間家族祖塋，到城市現代公墓；從墓前燃燭焚香，到獻上鮮花默哀，我們的祭祖禮儀正在隨着喪葬方式的變革發生變化，也在不斷地改革陋俗，人們也能夠以越來越開放的心態適應種種變化。
理性祭祀，文明祭祀，是必然的時代潮流。
與“葉落歸根”相關聯的一種人類心理是“尋根問祖”。平時，很多人也會有意無意地追詢起自己的前輩，這種追詢就是尋根。這種追問是要弄清孕育自己的那道看不見的繁衍血脈，追索的目標不會限定在某個時代、某一輩人、某個人物，似乎是愈久遠愈好，直到說不清爲止。
中央電視臺曾經報道，英國一位看上去已無華人遺傳基因的女子，獲知自己百餘年前的祖輩是個到英國打拼創業的中國人，就憑着極爲有限的幾點信息，堅持依靠網絡搜索數年，終於在福建某地尋到了她祖輩的那個家族。當這位“洋孫女”滿懷喜悅地走進她完全陌生的中國這個沿海村落時，“孃家人”歡天喜地，傾村出動歡迎她。看到電視裡鑼鼓震天和爆竹炸沸的場景，我內心也爲她尋親成功產生了幾分莫名的激動。
前些年，有個非洲女孩兒來到南京紀念鄭和下西洋的展覽館參觀，無意間看到一隻當年遠航壯士使用過的粗糙瓷碗，她當即在那組展櫃前淚流滿面，長哭不止。因爲這位一頭黑髮的美麗非洲姑娘發現碗上的花紋和她家裡祖傳的一隻瓷碗一模一樣。她在這裡認定了自己幾百年前的先祖，就是鄭和船隊的中國人，就是當時被重洋所阻隔、終生困在異國的某個黃皮膚黑頭髮的東方男子。她有理由痛哭，對自己祖宗的確認使她如此百感交集。
我去展覽館參觀時，非洲姑娘痛哭的大幅照片早已豎立在原地，成爲展覽的新內容。面對那幅不尋常的照片，我似乎更明白了尋根問祖的文化情結和心靈緣由。
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遊衍莫忘歸
清明，顧名思義就是風光清新明麗的時日，萬物吐新，大地生機勃勃，到處呈現出春和景明的氣象，所以又稱三月節、踏青節，人們在這個節令可以親近自然，放飛心情。
今人郊遊踏青，古人遊春插柳。“寒食東風御柳斜”是唐朝詩人韓翃的名句；“清明時節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門”是宋人楊徽之的作品，寫的是家家戶戶將柳枝插於門楣的景象。古時的人們甚至在轎頂綁上楊柳，四垂遮蔽，追求裝飾效果。
古人在清明時節放風箏、盪鞦韆，以及登高、拔河、蹴鞠、鬥雞等豐富多彩的戶外活動，早先也非節日本身的“標配”內容，而是陽春氣息誘發人們進行的娛樂行爲。宋人吳惟信描繪“梨花風起正清明，遊子尋春半出城”；程顥說“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遊衍莫忘歸”。清人所著《帝京歲時紀勝》記載：“清明掃墓，傾城男女，紛出四郊，提酌挈盒，輪轂相望。各攜紙鳶線軸，祭掃畢，即於墳前施放較勝。”原來，古人祭掃之後就在墓地放起風箏，還比試看誰的風箏飄得更高、更遠。古人享受春光的這種場景，今天想來仍很生動，仍能感受到他們的愜意。
可以說，清明是孕育詩歌和散文的時節，是我們所有節日中氣候最好的時節，這種獨特的時令優勢，使傳統節日與文學聯繫得更爲緊密，使文學中的節令洋溢着春天的氣息，也爲清明節增添了另一道燦亮的文化色彩。唐宋時期的著名詩人、詞人幾乎都寫過清明，很多詩篇都沒有迴避對春色的直接描寫，甚至是深情抒懷。這些作品證明，古人在敬祖之際也曾經被春光深深感染，哀傷並不是清明的唯一色調。這筆清明文學遺產，是藝術創作規律和宜人時節共同催生的。
幾多年的清明節前夕，我從武漢驅車北歸，所經數百里正是以四季分明著稱的江淮大地，沿途山青水碧，鶯飛草長，明媚的春光令人陶醉。在我離開故鄉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裡，雙親一直健在，可我那些年仍然很樂意利用清明節的休息日回老家，這種時日還可以在老屋聽見小河邊傳來布穀鳥的鳴叫，這也是我一直想爲清明寫篇散文的一個動因。
“百善孝爲先”，我們的民族選擇在最美好的季節舉行祭祖活動，在漫長的歷史中演變成清明節的主題，體現的正是炎黃子孫敬重祖宗先民，重視民族精神傳承的文化心理。
《光明日報》（ 2021年04月0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