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性說愛32年後，性教育還要夾縫求生嗎？
當一個身體器官的科學名稱都不能從大家嘴裡說出來，這個器官的結構和功能能得到正確的描述嗎？能夠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護嗎？當一個孩子遭受性侵害，她（他）連什麼地方被觸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護？
“劉文利是個另類。”不止一人這樣評價過這位性教育工作者。就連她丈夫都想打開她的大腦研究一下，他覺得劉文利好像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平常人會考慮的一些事情在她的大腦裡都不會出現。劉文利61歲了，她幾乎沒有娛樂生活，爲數不多的愛好是拳擊。十多年來，她也極少做家務，家裡大大小小的活全由她丈夫包攬。但劉文利一天到晚有幹不完的事，她幾乎沒有假期和週末，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
作爲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的負責人，劉文利在做的事情並不算“主流”，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在夾縫中生存”。劉文利被稱爲“中國兒童性教育破冰者”，這塊“冰”她已經破了32年，但目前在學校開展性教育依然“步履維艱”。劉文利和團隊曾耗時10年編寫出一套小學1～6年級兒童性教育讀本，結果在2017年引發全國性爭議。2019年初網民的又一次質疑令這套讀本下架，至今仍未上市。
劉文利曾想“夾着尾巴做人”，在安靜的環境裡做性教育研究。但最近，她的想法變了。
2017年《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引發爭議的插圖。
不再“夾着尾巴做人” 她要“拋頭露面”
“如果你的性教育知識是從學校獲得的請扣1，不是請扣0。”“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視頻，請給我們一鍵三連。”61歲的劉文利身穿湖藍色翻領西裝上衣，一頭乾脆利落的短髮，笑着對鏡頭“比心”。這是她2020年12月1日入駐B站發佈的第一期視頻，調查網友們的性知識從哪裡來。
“一鍵三連”這樣的流行語是她剛從學生那兒學來的，“比心”的手勢也在學生的示範下，比劃了好多遍才做得標準。“我希望觀衆喜歡，我也很願意聽到我以後再怎麼做能讓他們更喜歡。”劉文利說。
同年10月24日，“劉文利教授”還入駐了微博，認證是兒童性教育專家、《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主編。在微博裡，她錄製短視頻給網友上兒童性教育公開課，到現在微博已經更新38條，其中有9條短視頻，都是她這些年的研究成果，包括“什麼是全面性教育”、“爲什麼兒童需要性教育”、“性教育到底教什麼”等。
最近，劉文利還主動問團隊成員羅方丹，她是不是還應該入駐抖音，因爲她看到李銀河抖音也做得很好。當羅方丹告訴她，李銀河的微博有四百多萬粉絲，她才七千多時，劉文利回覆：“那我得加把勁兒了。”
羅方丹其實是帶着任務加入課題組的，2019年4月接受劉文利的邀請擔任課題組微信公衆號“愛與生命”的執行總編輯時，她是爲了完成在實習單位報的選題——給劉文利寫特稿。
不過，去年6月從北師大心理學部畢業，進入中國傳媒大學讀新聞學研究生後，羅方丹依然兼任着課題組性教育傳播工作。
“她一旦開始重視一件事就會特別用力，不顧一切。”經過一年多的相處，羅方丹已經清楚親切溫和的外表下，劉文利的內心始終有着“拼了命也要把事情做成的一股勁兒”。
“劉老師願意‘拋頭露面’了。”在羅方丹看來，這是近幾年裡劉文利一個非常明顯的轉變，畢竟在三年前她還婉言謝絕了近百家媒體採訪，想“夾着尾巴做人”，安安靜靜做研究。
這一改變，不僅源自課題組成員的反覆勸說，也與《未成年人保護法》的修訂直接相關。
“談性教育不用躲躲閃閃了”
2020年10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通過，將於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當晚，劉文利正參加“中國性教育的反思與前瞻”網絡研討會，《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有關性教育的內容進入她眼簾時，她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她激動地向課題組好幾個工作羣裡分享了新聞報道鏈接，“裡面用了‘性教育’！”每條轉發都附上了統一的文字。
她又在即將用於主題分享的PPT上新增了一頁，特意摘出了那條期盼已久的條目：學校、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性教育”三字還用醒目的字體加粗加紅。
會議一結束，劉文利立即上中國人大網下載《未成年人保護法》最新修訂版，並打印出來，這時她才堅信：“是真的寫進去了。”當晚，她一連發了5條相關朋友圈，最晚一條是凌晨1點。
“性教育”這三個字首次被寫入法律，這對劉文利個人以及中國性教育史而言，都具有里程碑意義。
這意味着，未來學者做研究、政策倡導，媒體傳播，普通大衆在交流時就不需要再躲躲閃閃或是拿一些詞替代，“因爲性教育是寫進法律的。”劉文利說。
以青春期教育爲名進行性教育
不過，32年前，從國家教委大樓裡取回那份將青春期教育納入中學課程的紅頭文件時，劉文利不會想到，多年之後自己將再度爲“性教育”正名。
時間回到1988年，這是劉文利考入北師大生物系讀碩士研究生的第二年，她的導師陳皓兮教授當時是國家教委生物教育委員會的負責人，手上有三個研究課題：高中環境教育、高中遺傳教育，以及初中生理衛生中的生殖健康教育。
恰巧導師當時帶了三個學生，前兩個題都被另兩個學生選了。看到劉文利還年輕，導師對她說如果覺得爲難，可以換一個課題。但劉文利覺得自己可以，而且這個問題也很重要，於是她就這樣開啓了性教育研究之路。
同年8月，國家教委（如今的教育部）和國家計生委（如今的衛健委）聯合發出《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指出開展青春期教育要做好三項工作，即師資培訓；儘快擬定教學大綱，編寫教材；在試驗中加強科學研究。
“‘青春期教育’一詞從此在教育界被正式使用，但行業內人士都知道，‘青春期教育’實際指代‘性教育’。”劉文利在那份提案中提到，因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剛剛進入改革開放，“談性色變”的文化根深蒂固，使用“性教育”這一表述還有各種困難和障礙。
換句話說，這其實是性教育第一次被納入中學教育內容，當時劉文利跑到國家教委的大樓拿到了這份紅頭文件，她對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刻印象深刻。
1990年劉文利研究生畢業後，她又在北京市教育局教學研究部（如今的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做了5年教研員，並參與設計了由北京市教育局和中國科學技術館共同主辦的《青春期教育展覽》，這個展覽1990年10月在中國科學技術館展出，後在全國多個城市巡展，參觀人數達幾十萬，引起了很大反響。
劉文利說，多年後回想起來，依然覺得那是中國性教育發展得比較好的一個時期。而近年來更顯出生命力的則是一些社會組織。這些組織的成員主動幫助學校培訓老師，讓老師通過學科教學來體現性教育的部分內容。“因爲很多人覺得在學校開展性教育很困難，所以也沒有太多的人啃這塊硬骨頭。”她說。
劉文利偏偏就是啃“硬骨頭”的人。
碩士畢業工作幾年後，劉文利依然想繼續學業，1995年她隨丈夫前往美國。她用了5年時間，在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攻讀了兒童發展碩士和博士學位。2003年博士畢業後，她得到了加州洪堡州立大學的終身制教職，在兒童發展系任助理教授。學校位於半山坡，空氣清新、景色宜人，這對於從小就患有過敏性哮喘的她來說是很好的生活環境。
在美國留學時，劉文利修了一門“人類性學”課，這打開了她的眼界，讓她意識到性包括這麼豐富的內容，並不只侷限於生理健康。多年後，劉文利在北師大爭取到了開設公選課的機會，課程名稱就叫“人類性學”。劉文利熱愛教學，特別是給本科生上課。
在美國，劉文利還看到了多種性教育流派，也是劉文利第一次接觸到“全面性教育”的概念，“在中國我們一說到性教育，一般可能就會想到性交，生孩子，生殖器官，但是全面性教育，特別是‘sexuality’的概念是非常廣泛的，它不僅僅是‘sex’，在所有有關性的話題，性教育可能都會涉及到。
2005年，45歲的劉文利決定回國開展兒童性教育研究。她的決定得到了已經在北美定居的丈夫的支持，不久她丈夫也跟隨她一起回到國內。次年，劉文利組建了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2007年，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劉文利帶領團隊成員開始進行小學性教育的實踐探索。劉文利首先選擇在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學校開展性教育研究。
回國後，劉文利埋頭做研究，將大量時間都放在了性教育課程研發等基礎研究上，經過十年探索，她和團隊研發出了小學1～6年級的性教育課程內容，每個年級12課時。這是一個異常艱難的過程。在課程研發階段，他們培訓實驗學校的教師講授性教育課。很多教師一開始甚至連生殖器官的名稱都說不出口，經過培訓，教師終於可以站在講臺上，給學生上性教育課。與此同時，他們還培訓家長，幫助他們“脫敏”，爭取家長支持在學校開設性教育課。在培訓後，很多家長認識到，性教育原來不只是關於“生小孩”的教育。
從2007年起，劉文利帶領團隊研發《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直至2017年3月，最後一冊（六年級下冊）出版，共計12冊，總耗時十年。每冊讀本在出版前都需要經過至少三輪的教學實踐，這套讀本一度在北京市的18所民辦打工子弟學校作爲性教育校本課程教學材料使用。
一夜“成名”後 她措手不及
儘管劉文利早就預感到這套讀本會被公衆用放大鏡來審視，但3年前的那場如此大規模、尖銳的討論還是讓她和課題組措手不及。
2017年2月底，杭州一位小學生家長把讀本中的部分插圖截圖發到網絡，吐槽畫面直白，尺度太大，隨後，這一話題登上了微博熱搜，掀起了全國對於兒童性教育的大討論。
質疑聲撲面而來：讓孩子這麼早了解性，會不會過早發生性行爲？用科學詞彙稱呼生殖器官合適嗎？劉文利的個人信息也被泄露，她郵箱裡收到了謾罵，甚至是人身攻擊的郵件。
此事出來後，劉文利30個小時沒有吃飯睡覺，寫完給上級部門的彙報後，又連夜寫了一篇迴應。她在迴應中寫道，希望性知識能和其它科學知識一樣，被自然、準確地傳遞給兒童，“當一個身體器官的科學名稱都不能從大家嘴裡說出來，這個器官的結構和功能能得到正確的描述嗎？能夠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護嗎？當一個孩子遭受性侵害，他連什麼地方被觸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護？”
隨後，大量媒體聯繫要採訪她，但都被她一一謝絕，一方面她還沒有做好準備面對媒體，另一個更關鍵的原因是：最後一冊讀本還沒出來。
那一整個3月，劉文利和課題組幾乎沒日沒夜地在趕最後這冊書。她擔心最後一冊讀本會因此出不來，“那將會非常遺憾。”劉文利說。
最終這次事件的結果只是杭州的那所小學收回了這套作爲漂流讀物的讀本。最後一冊讀本出版的時候，劉文利大哭了一場，對她來說這“就像完成了一個歷史使命”。
儘管這次爭議把劉文利和課題組推向了風口浪尖，但他們仍欣慰地將這一年稱爲“中國性教育年”，因爲他們發現，這次全民參與的兒童性教育大討論，已經不再是聚焦於“要不要”進行兒童性教育，而是“兒童性教育到底該怎麼做。”
“夾縫中生存” 以拳擊解壓
沒料到，兩年後，劉文利會迎來更復雜的情況。
2019年1月底，《珍愛生命》讀本再次引發爭議，有文章指責它“宣揚同性戀”，在北師大出版社發佈一則聲明之後，這套讀本就被全網下架了。
兩年過去了，劉文利已經按照有關部門的要求對讀本進行了修改，但她目前從出版社得到的信息是，要等性教育指導綱要研發出來後，按照綱要再對讀本作相應修改調整。這就意味着漫長的等待。
在羅方丹印象中，劉文利幾乎不會展現自己脆弱的一面。讀本下架的那天，劉文利回到家哭了一場後又繼續投入到工作中。
她有一個放鬆的方式是打拳擊，這是她爲數不多的愛好。在她家裡有一個半人高的沙袋，每天下午6～7點是她運動、練習拳擊的時間。拳擊被稱爲“勇敢者的運動”，這放在劉文利身上很貼切。
在面對接二連三的阻力時，劉文利說性教育其實一直都是在夾縫中生存，當你還沒有被完全打倒的時候，就要站起來勇敢地再往前走，可能這個步子會比較小，甚至往前走兩步要往後退一步。但是一定要往前走，總能找到做事的空間。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性教育研究上。”羅方丹說，她此前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真的可以有這麼大的利他心，以一種過於理想主義，甚至有點天真的準則去度過她的一生。
性教育被寫入《未成年人保護法》後，劉文利更加快了爲兒童性教育奔走的腳步。實際上她很清楚，這離學校性教育落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其實在我國並不缺性教育的政策，《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等都設置了與性教育相關的內容，但學校性教育一直處於“可有可無，不上也沒人管”的狀態。
劉文利還有一個擔心。“性教育”出現在《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性侵害和性騷擾的條款裡，可能會讓一些人理解爲性教育就是爲了來防止性侵害和性騷擾的，甚至將來在落實的層面上也這麼做。
“但這是不合適的，”劉文利說，只講防性侵，把性非常負面、消極的內容呈現給學生，講完課志願者就走了，給孩子留下的可能是對性的緊張、恐懼、厭惡，“這不利於學生對性形成一個完整的認知。”劉文利解釋。
爲此，她呼籲樹立起中國性教育的學科地位。但是作爲學者不能等着政策出來再去行動，基礎研究要先行。“在現有的情況下，學者一定能找到做事的空間，哪怕是一個縫隙，這些積累都是對未來中國性教育奠基性的工作。”
實際上，劉文利去年4月就已經退休，按照學校的相關政策，她不能再繼續招收碩士生和博士生。近幾年課題組的人越來越少，劉文利的工作時間明顯變長。
“我可能看不到路的盡頭，那個盡頭以我自己來說，可能就是我生命終止的時刻，但是有其他人一起來做這件事兒，大家繼續走，總能看到性教育美好前景的那一天。”劉文利說。
被寫入未成年人保護法後
性教育在學校該如何落地？
今年6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版將正式實施，其中規定，學校、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這是“性教育”一詞首次被寫入法律中，在劉文利看來，這具有里程碑意義，但她也指出當前在我國學校開展性教育還“步履維艱”。以下是南都記者與劉文利的對話。
南都：教育部最近提出將把健康教育從體育與健康課中單獨列出來，構建一個大中小幼一體化的健康教育的內容體系。在此基礎上組織專家錄製相關視頻，幫助學校開展健康教育工作，這可以破解兒童性教育的難題嗎？
劉文利：如果只是在課堂上播放視頻，這可能不是一個有效的教育方式。儘管看視頻進行性教育的方式有它的優勢，它可以讓更多的人受益，也不用培訓老師。但我不知道這樣的教育效果要怎麼去監測和評估。
而且在這一套課程裡，我也不知道性教育能放進去多少內容，現在《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和《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裡跟性有關的內容非常少，但全面性教育內容非常豐富。這些內容要依託健康課或其他課程，都是很難融入進去的，所以這也是特別大的一個難題。
南都：像你提到的，現在還有一種主張就是把性教育的很多內容融合到不同學科裡，比如說生物學科肯定會講到生殖系統。
劉文利：但我覺得不能這麼去看，這是生物課學科本身就有的。還有人說語文課可以把性教育內容融進去，比如在一個愛情故事中，可以講性別平等，婦女應受到尊重等。但是在語文學科中是將這作爲一個文學作品去欣賞，不太會從性的角度傳遞性教育中可能會傳遞的一些價值觀，道德與法治的課更有自己學科的特點。
另外，誰來教這個學科？這相當於要對所有學科的老師進行培訓，這個培訓量太大了。我們在實踐中和一些老師合作的時候，發現很多老師基本的社會平等觀念都比較缺乏，性別刻板印象非常深。
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好的願望，但是從我們國家目前師範院校培養師資的專業設置來說實現不了。從國際研究角度來看，有證據證明獨立授課的性教育的效果是最好的，融合教育的性教育效果很難監測到。
南都：那家長層面呢？
劉文利：學校還要擔心家長反對，有一個家長站出來說不行，可能這個學校就不上這性教育課了，校長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性教育一直是可上可不上，不上沒人管的狀態。而且性教育還有它的敏感性，學校會擔心講深了，講多了，講早了。
從宏觀的角度來說，人們對性教育的認識短時間很難去改變，所以麼我們需要做性教育的傳播工作，讓家長也反思。
南都：性教育入法後，你對我們國家性教育的未來有怎樣的期待？
劉文利：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機會接受性教育，一方面來自家庭，另一方面來自於學校、媒體。他們能從學校學習比較全面的、科學的、準確的性知識，培養相關能力、態度和價值觀。
我還特別希望性教育能夠作爲一門課程在學校開出來，有課時、有老師、有綱要、有教材、有效果監測，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我不知道這條路要走多長時間，我只知道需要我們這樣的人一直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可能看不到路的盡頭，那個盡頭可能就是我生命終止的那個時刻。但是有其他人一起來做這件事兒，這條路大家繼續走，總能看到光明的、有美好前景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