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開放能力重在制度創新

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託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同時對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化外貿體制改革等作出重要部署。需以制度創新提升開放能力，更好凝聚開放共識，形成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合力。

回顧對外開放歷程，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特色鮮明、成效卓著，形成以增量帶存量、不斷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漸進式開放模式，產生了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正向效應。改革開放後，我國對外貨物貿易加速發展。1999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達3606億美元，攀升到世界第九位。2009年貨物進出口規模擴大到22075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我國成爲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23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達5.9萬億美元，佔世界比重升至12.4%。2024年，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比上年增長5.0%。隨着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等“新三樣”出口快速增長，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新優勢持續增強。貿易投資便利化積極推進，規模擴大、質量提升、結構優化、話語權增強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加快形成。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對外開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

當前，改革開放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經過數輪側重點不同的體制機制改革和市場開放，成本低、衝擊小、相對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領域逐步開放到位。但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一些地區和部門對如何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在前沿科技和未來產業等新興領域怎樣創新國際合作方式等新問題上還存在困惑，在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等方面仍存在障礙，政府採購、知識產權、勞動就業、教育醫療等領域開放成本高企、難度增大等問題還有待解決。從國際環境看，開放發展是世界和時代的主流，但逆全球化暗流涌動，地緣衝突損害國際分工效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侵蝕現行多邊貿易體制以及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成果。新形勢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迫切需要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以更有效的制度創新，突進“深水區”，推動開放制度體系系統性重塑和整體性重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向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邁進。

加強頂層設計擴大自主開放。歷史地看，世界大國均有根據自身發展需要、服務於不同戰略目標來推進單邊開放的制度安排。推動更大規模、更高水平的自主開放，可考慮在實施進一步擴大免簽證國家範圍等政策措施基礎上，加快經驗複製推廣，充分釋放政策效應，鼓勵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對外經貿、外商投資、對外投資、科技合作、人員往來、文化交流中敢闖敢試，依託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穩步有序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拓寬開放渠道，創新對外開放模式，形成工具豐富、形式多樣、覆蓋面廣、撬動力大、合規性強的“開放政策包”。

瞄準痛點堵點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現階段我國服務業開放進程整體上相對滯後，金融、科技、教育、醫療等領域也還有開放空間。這些既是存量改革的重要領域，也是形成新一輪增量效應、釋放潛力、提振信心的突破口。需深入實施外商投資法及實施條例，進一步合理縮減負面清單，落實好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着力推進服務業重點領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重點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探索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綠色低碳、醫藥健康等前沿科技和未來產業的國際合作新機制，促進新興領域資本、技術、人才跨境流動；構建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長效機制，增強政策合規性、透明度；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海南國際消費品博覽會等，打造新型國際合作的綜合性公共平臺。

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我國對外開放取得的重要經驗之一，就是在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以改革激發主體活力，在開放中加快技術進步，不斷完善國內配套體系，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逐步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整合能力。面對個別國家破壞國際經貿秩序、推行產業鏈供應鏈“去中國化”的不利影響，要充分發揮我國產業體系較爲完備的優勢，深化《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合作，積極推動雙向投資的體制機制改革，大力培育具備產業鏈領導力和整合力的鏈主企業，打造創新、包容的供應體系，增強對全球供應體系的塑造力。

優化區域開放佈局。我國對外開放格局表現出較爲突出的梯度特徵，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之間、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之間在開放初始條件、要素稟賦、經營主體構成、改革與開放協同性、制度創新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和不平衡長期存在。因地制宜是解決對外開放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實踐要求和推進路徑。需發揮沿海、沿邊、沿江和交通幹線等優勢，加強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實現擴大開放重大戰略舉措與區域協同發展戰略的融合對接，鞏固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先導地位，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開放水平，切實改善營商環境，加快配套服務業發展和商務服務體系建設，促進產業有序轉移。深入實施自貿試驗區提升戰略，高質量高標準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打造對外開放合作的新門戶。

引領新興領域的全球治理。面對國際秩序深度調整帶來的新形勢新變化，可將數字經濟、跨境電商、綠色低碳、科技創新等新興領域的開放合作作爲重要抓手，應對挑戰、搶抓機遇。積極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持續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以進一步擴大開放促進國有企業、知識產權、政府採購等領域改革。推動前沿科技、清潔能源等領域重大國際合作項目設立和開展，完善氣候治理和綠色低碳發展的國際合作機制，擴大綠色低碳領域的技術、資本、人員交流合作。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創造性提供全球治理公共產品，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經驗的國際社會共享。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制度創新提升開放能力，還要堅持統籌開放與安全。全面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積極應對外部不確定性和安全風險，着力完善貿易救濟、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國家技術安全清單管理以及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制度，不斷創新安全保障的政策工具，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楊丹輝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