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印澳加快軍事靠近，“亞洲版北約”雛形初現？

（原標題：兵韜志略｜美日印澳加快軍事靠近，“亞洲版北約”雛形初現？）

熱點新聞：10月27日，美國和印度舉行了外長和防長“2+2”會談，討論所謂“如何攜手維護印度-太平洋安全與穩定”問題，並簽署了新的合作協議——《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進一步強化美印軍事合作。同一天，美日在菲律賓海、日本本土舉行代號爲“利劍-21”的大規模聯合軍演，參演人數接近5萬。10月19日，印度軍方發表聲明稱，澳大利亞將參加11月份美日印參加的“馬拉巴爾”軍演，這是繼10月6日美日印澳四國在疫情暴發後舉行首次面對面外長會談後“四國安全合作機制”框架下的又一重大舉措。種種跡象表明，美日印澳加速軍事靠近，那是否意味着“亞洲版北約”初見雛形？

點評：美國自推出所謂“印太”戰略以來，一直積極加深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合作，特別是在疫情衝擊下的亞洲地緣戰略局勢中，美日印澳的安全合作呈現前所未有的強化態勢。此次澳大利亞重返“馬拉巴爾”聯合演習，既是四國防務合作機制深化的重要標誌，也是四國在軍事合作上邁出的實質性的一步，標誌着“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已經從外交層面向軍事領域拓展，也使得該機制從一個磋商和協調機制向一個事實上的戰略聯盟轉變，併成爲了美國構建“亞洲版北約”的動因和基礎。但是，由於四國在對待安全合作機制上的理念和看法存在較大差異，特別是在當前美國大選形勢不明朗的情況下，“亞洲版北約”的未來命運還將面臨着諸多變數。

“馬拉巴爾”-2018演習，三國航母首次一同參與。

澳重返“馬拉巴爾”軍演

“馬拉巴爾”軍演始於1992年，最初是印度和美國之間的雙邊操練，演習範圍也只在限於在印度洋地區。但是，從2015年開始，日本正式加入併成爲此演習永久成員之一，“馬拉巴爾”演習從雙邊變成了三邊，演習地點從印度洋也逐漸轉移到了西太平洋地區，交替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舉行，成爲了覆蓋“印太”地區的重要演習之一。

澳大利亞曾在2007年參加該演習，但隨後由於種種因素退出了演習。近年來，澳大利亞多次表示希望參加演習，但始終未能如願，僅於2017年4月首次獲得觀察員資格。此次澳大利亞重返“馬拉巴爾”演習，是其在2007年退出該演習13年後再次重返，與當前地區安全形勢發展有非常密切的聯繫，特別是與印澳關係的不斷升溫有關。

印度一直是澳大利亞參加“馬拉巴爾”演習的重要障礙，此前一直不願將澳大利亞納入其中，主要原因是擔心澳大利亞作爲美國的盟友，如果加入演習後，很可能就會失去對該演習的主導權。但是，近期印度的立場出現明顯變化，一改此前對於軍事同盟持消極立場，主動邀請澳大利亞加入“馬拉巴爾”軍事演習，試圖探索和深化一個可以作爲象徵性和實質性支持來源的國家聯盟。而在此之前，印度和澳大利亞已經舉行了三次雙邊海上聯演，並簽署了相互物流支持協議，原則上澳大利亞參加“馬拉巴爾”軍演已經沒有障礙。

印日兩國軍事關係這幾年有很大的深化，不僅舉行多次雙邊聯合軍演，還簽訂了多個軍事協議。

美積極推動“亞洲版北約”成型

推動建立“亞洲版北約”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安全同盟的長期戰略構想，已經歷了近20年的討論和謀劃。在此之前，特別是在朝鮮半島局勢緊張時，構想中的“亞洲版北約”是由美國、日本和韓國三國構成。而近些年，特別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所謂“印太戰略”後，建立以“美日印澳”四國合作機制爲基礎的新“亞洲版北約”被列爲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核心目標。美國試圖以此來建立一個強大的地區性軍事組織，按照美國意志遏制大國競爭對手和維持美國霸權。

爲此，近年來美國一直再積極努力將“四國合作機制”做實。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邊安全磋商機制在“中斷”10年後恢復，並於2019年9月升級爲部長級。同時，四國還加強了在軍事以及情報等領域的合作，並取得很多實質進展。例如，日本修法允許與澳印分享情報，在情報共享上邁出重要一步；印澳之間簽署了《軍事後勤支援和防務技術合作協議》，印日之間簽署了《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再加上印美早前簽署的《後勤保障協議》，四國在軍事後勤保障上的合作也在不斷升級。

在美日印澳四國中，美日和美澳都是軍事同盟，圖爲日本航空自衛隊飛機與美空軍B-1B轟炸機進行聯合訓練。

“亞洲版北約”未來發展面臨諸多變數

近年來，美日澳印“四國安全合作機制”的不斷深化，顯示了特朗普政府推動構建“亞洲版北約”的行動“比預期更快推進”。從目前現狀來看，除了美國之外，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由於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領土爭端以及政治因素等問題，對於“四國安全合作機制”擴容以及軍事安全合作升級都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看到，從“四國安全合作機制”到 “亞洲版北約”的未來轉變仍然存在諸多結構性障礙。

近年來美國向亞太多個盟友出售進攻性武器，提升其軍事實力，從武器領域推動“亞洲版北約”成型。

其次，澳大利亞也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即使是在中澳關係下滑之際，澳大利亞也是希望在仰仗美國的同時也能夠把握主動，避免淪爲美國附庸。例如，7月28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在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聯合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很重要，我們無意傷害我們和中方的關係”，表明澳大利亞並非在所有問題上的觀點都與美國完全一致。

最後，作爲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橋頭堡”和鐵桿盟友，日本雖然在安全上依賴於日美同盟，但由於兩國在經貿赤字、駐日美軍費用等問題上存在結構性矛盾，因此其親美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在涉及到國家根本利益問題上，並非完全“唯美國馬首是瞻”。例如，近期日本首相菅義偉在訪問東南亞期間，就公開表明日本政府不會參與“印度太平洋版NATO”的決定。日本的這種表態，不僅會使得“亞洲版北約”難以成型，甚至還會影響未來日美同盟關係的發展。

總之，從當前的亞太局勢來看，和當年歐洲—大西洋創建北約的局勢不具有可比性，遠不像當年北約、華約建立時那樣對立和矛盾，很難想象再亞太地區能夠像二戰後那樣截然劃成兩個政治、外交、經貿互不相連的陣營。而且，儘管美國意圖構建“亞洲版北約”，但在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理念的影響下，也並沒有全力去推動亞太聯盟體系的多邊化，因爲多邊聯盟意味着美國需要採取更多具有多邊色彩的方式來運作聯盟體系，而在雙邊聯盟中，美國可以通過發揮其不對稱的實力優勢來獲取更大利益。這對於美國構建“亞洲版北約”是一個重大的掣肘因素。

與此同時，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形勢也會影響“亞洲版北約”的未來構建，下一屆美國總統會採取什麼樣的對外戰略，如何對待尚在推進進程中的所謂“印太戰略”，是否會繼續重視和深化美日印澳四國軍事合作，這些還都是未知數。在上述情況都不明朗的情況下，美國的“亞洲版北約”構建也將面臨諸多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