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曲終歸零”之後
（原標題：21大深度丨P2P“曲終歸零”之後）
“P2P時代就這樣落幕了。”多位曾在P2P行業從業的人士向記者感慨說。
11月27日，銀保監會首席律師劉福壽透露，隨着互聯網金融風險大幅壓降，全國實際運營的P2P網貸機構由高峰時期的約5000家逐漸壓降，到今年11月中旬已完全歸零。
一位地方金融監管部門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每週仍有不少P2P投資者前來諮詢P2P平臺的資金回籠狀況，要求監管部門督促平臺儘快兌付資金。
“目前，我們會定期要求轄區內P2P平臺遞交催收與資金回籠報告，作爲評估他們能否妥善解決兌付問題與實現P2P業務清退的重要考量依據。”他告訴記者。
今年9月，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副主任馮燕明確表示，雖然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取得決定性進展，但後續工作時間緊、任務重、難度更大——剩餘機構的“三降”問題進展緩慢，網貸機構退而不清問題依然突出。下一步，相關部門還將徹底開展風險整治工作，如期完成整治收官工作，將處置存量風險作爲核心工作來抓，提高資金的清償率和返還效率。
“P2P行業從前些年的倍受追捧，到如今的從嚴整治，最大原因是它被一些人徹底玩壞了，導致P2P偏離了普惠金融的初衷，演變成資金池、期限錯配、自融、欺詐的工具。”一位原P2P平臺運營總監趙誠（化名）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2012-2013年期間，P2P一度成爲互聯網金融創新的代名詞——它崇尚的普惠金融與科技金融，吸引衆多人紛紛投身其中。然而，隨着某些人將P2P從信息中介轉變成信用中介，它開始變味了——資金池、期限錯配、自融、欺詐等違法違規金融行爲在P2P金融創新的名義下大行其道，不但導致衆多投資者損失資金，更成爲國內金融市場的一大“灰犀牛”。
“這背後，是P2P作爲一種金融業態，卻長期處於無證駕駛狀態，導致行業亂象層出不窮，引發監管部門最終從嚴整頓取締。”他直言。
恆大研究院任澤平團隊發佈最新報告也指出，P2P行業爆雷潮不斷，主要受到宏觀流動性退潮、網貸監管加強、投資者信心降低等多重因素影響，一是宏觀經濟下行，金融去槓桿持續推進，流動性全面退潮，信用風險壓力提升，逾期率提高，加劇平臺償付危機；二是近年監管嚴厲整頓，包括整頓期備案流程時間長，P2P平臺流動性壓力積聚，大量平臺宣告清算或捲款跑路，三是投資者信心持續受挫，尤其是大量P2P平臺陸續曝光涉嫌自融與龐氏騙局，持續打擊投資者信心，導致大量資金紛紛遠離P2P，進一步加劇P2P平臺的資金鍊風險。
“這些年，我們內部一直在私下議論，P2P兼顧了存款與貸款的職能，卻始終缺乏一整套相應的金融監管制度。這意味着P2P行業在無證行駛多年後，必然將遭遇行業亂象與金融風險，給‘歸零’埋下伏筆。”趙誠強調說。
從萬衆追捧到“歸零”
2013年，趙誠從城商行辭職，加入了國內一家大型P2P平臺擔任運營總監。
他之所以選擇踏入P2P行業，一方面是受到豐厚薪酬的吸引（較銀行收入高出逾一倍），另一方面則是被P2P的普惠金融情懷所打動。
“那些年，P2P行業都在推崇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格萊珉銀行創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因爲他讓全世界看到普惠金融的巨大發展潛力與社會價值。”趙誠回憶說。
那段時間，他感覺自己特別幸運，因爲自己見證了P2P行業的黃金髮展期——在普惠金融的“號召”下，幾乎每個月都有新的P2P平臺誕生，每家P2P平臺的業務規模每年增速都超過100%，甚至連資本市場也在爲P2P瘋狂。
趙誠清晰記得，一家上市公司因更名爲“匹凸匹”，股價驟然飆漲。不少上市公司更將P2P平臺高層視爲“座上賓”，希望儘早將P2P平臺注入上市公司，帶動估值扶搖直上。
與此同時，他也看到大量P2P從業者在倍受追捧同時，對金融風險的無知與漠視。
“2014年8月，爲了運作海外上市，我們高薪聘請一位財務總監，她逢人就說公司年收入達到數十億。事實上，這筆錢全是出借人的投資款，需要償還的。”他告訴記者。令他更加不可思議的是，爲了做大業務規模，當時越來越多P2P平臺都將產品回報率設定在13%-15%，還一再強調“保本保息”，但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很多小微企業借款人每年能賺取的利潤率不到8%。
誰來填補這個利差窟窿，讓他感到迷惑。
“那時起，P2P開始變味了。”多位曾經的P2P從業者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因爲他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不可思議亂象——爲了持續擴大募資規模，P2P平臺實控人竟然慫恿親戚或下屬設立大量殼公司進行財務包裝，很多註冊資本動輒千萬（沒有任何實繳資本）、運營時間不到1年的殼公司能輕鬆通過內部信貸風控，發起數百萬元的借款標的；與此同時，不少P2P平臺藉助所謂的金融創新，通過設立高息的自動投標工具或債轉產品，玩起借新還舊、期限錯配、資金池、自融等資金業務，
“好幾次，我們風控部門要求高層停止自動投標工具等業務，因爲這種做法涉嫌龐氏騙局，遲早會招致資金鍊斷裂。何況，已有不少P2P平臺因此跑路或爆雷。”一位大型P2P平臺原風控總監告訴記者。但是，平臺實控人對此輕描淡寫，一再強調只要資金進大於出，整個業務鏈肯定會“安然無恙”。
後來他才知道，當時P2P平臺實控人之所以如此“篤定”，是因爲他正與上市公司洽談將P2P業務以極高估值注入上市公司，但面對上市公司提出的苛刻業務對賭協議，他急需做大業務規模與利潤“擡高”自己的身價。此外，他還打着另一番算盤，若P2P平臺能成功注入上市公司或實現海外上市，他可以利用募集資金填補資金池業務的虧空缺口，從而讓自己坐擁鉅額財富同時“全身而退”。
“但是，監管部門肯定不會坐視不管。”這位P2P平臺原風控總監向記者指出。2015年底起，他明顯感受到監管措施的出臺頻率越來越密，力度越來越大。
2016年，《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出臺，不僅明確了P2P的信息中介定位，也標誌着P2P行業開始進入全面監管時代。此後，監管部門陸續出臺《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信息披露指引》《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備案登記管理指引》《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進一步完善了網貸行業的監管體系。這些措施被P2P從業者稱爲“一個辦法三個指引”。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面對日益從嚴的監管壓力，不少P2P平臺一面宣稱擁抱監管，大張旗鼓地接入第三方資金存管並積極運作備案事宜，一面則將納入監管作爲宣傳口號，發起更高利息的自動投標工具或債轉產品，繼續在資金池、自融、期限錯配等業務“做大做強”。
多位曾經的P2P從業者向記者坦言，2017年P2P行業發展達到巔峰時刻。當年5月底，國內P2P平臺數量超過5000家，達到歷史最高值；兩個月後，P2P網貸餘額突破5萬億大關，達到歷史最高值50782億元。
“這背後，是現金貸業務大行其道，一度成爲P2P行業的新寵兒。”一家此前擔任現金貸平臺運營主管的人士告訴記者。事實上，現金貸業務讓不少P2P從業者真正賺到了第一桶金——由於現金貸動輒逾200%的年化利率，不少P2P平臺僅僅數月就賺取逾千萬利潤。但與此對應的是，現金貸的高利貸、暴力催收、違規濫用個人信息等問題層出不窮，一度引發不少社會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現金貸的好日子未能持續很久。“趣店事件”導致監管部門從嚴監整頓現金貸業務，徹底終止了P2P行業依靠高利息，填補高壞賬缺口創造高利潤的業務模式，令衆多P2P平臺的資金池、期限錯配業務開始變得難以維繫。與此同時，網貸之家旗下投之家等行業大型平臺相繼爆雷。
“尤其是第三方P2P網貸評級機構——網貸之家旗下投之家的爆雷，觸發行業劇烈動盪。當時每天都有大量出借人要求提前贖回，平臺資金鍊失血嚴重，好幾次差點關門。”趙誠回憶說。他不知道當時P2P平臺實控人是如何涉險過關的，但他聽說爲了避免涉嫌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罪調查，多位平臺實控人變賣自己的房產籌資，暫時解決了資金贖回缺口。
那一刻起，他與衆多P2P從業者清晰感受到，P2P行業盛極而衰的拐點已然降臨——隨着P2P平臺按照監管要求落實“三降”措施（降低平臺業務規模、借款人數、出借人數），他每天的主要工作聚焦在“排雷”。
“2018年起，P2P行業開始進入大面積爆雷期。”趙誠表示，一方面金融風險的滯後性開始顯現，衆多借款人還款逾期導致壞賬風險驟增，以及大量空殼公司根本不可能還款，導致越來越多P2P平臺因資金池入不敷出而紛紛爆雷；另一方面“三降”措施導致衆多P2P平臺資金“出大於進“，直接觸發自動投標工具等產品兌付週期越來越長，不但招致大量投資者投訴問責，也令P2P平臺資金鍊持續吃緊，最終深陷無力兌付旋渦。
更令趙誠心灰意冷的是，資本市場也向P2P行業徹底關上了大門，原先將它們視爲座上賓的上市公司紛紛對P2P避之不及；2016-2017年紛紛上市的P2P中概股股價大幅下挫，不少公司股價較發行價甚至跌去了90%；美國資本市場還要求P2P平臺必須先拿到監管部門的備案許可資質，才能運作上市融資，但對衆多P2P平臺而言，這份備案許可資質卻是“遙不可及”。
“當時一些P2P同行還打算剩者爲王，通過儘早完成備案實現業務大翻身。”多位P2P從業者回憶說。2018年底，《關於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範工作的意見》（整治辦函〔2018〕175號）正式出臺，徹底擊碎了他們的夢想。因爲175號文要求P2P網貸機構“能退盡退，應關盡關”。
175號文出臺時，趙誠已離開P2P行業逾3個月。趙誠表示，當時自己特別擔心，一旦P2P平臺被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罪立案，自己會受到牽連。
“儘早離開P2P圈子，從2018年下半年起，就成爲衆多從業者的共識。”他指出。多數P2P從業者心裡清楚，這個曾經高光的行業，遲早會黯然落幕。
從上市夢到“牢獄之災”
在P2P鼎盛時期，不少人加入P2P平臺，不僅僅是衝着普惠金融的情懷，更是憧憬着平臺上市與財務自由。
“爲了讓平臺儘早上市實現個人財務自由，很多P2P平臺員工變得瘋狂。”多位曾經的P2P從業者告訴記者。不少平臺員工將每月大部分工資收入投向自己工作的P2P平臺，一則賺取不菲的利息，二則助力平臺業務規模持續做大，爲儘早上市添磚加瓦。
尤其在2015-2017年P2P發展鼎盛期，很多P2P員工認爲平臺上市輕而易舉，一方面大量上市公司主動登門協商資產注入，另一方面宜人貸、拍拍貸、微貸網、51信用卡、和信貸等不同規模P2P平臺，都能順利登陸海外資本市場。
“一個最極端的案例，是一位汽車抵押融資類P2P平臺高層趕在平臺上市前，將數百萬積蓄購買公司股票。但在平臺赴美上市前兩天，突然遭遇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罪立案調查，令這位高層不但數百萬元投入打了水漂，還終日擔心自己可能遭遇牢獄之災。”一家P2P平臺原高層向記者透露。
在他看來，這背後，是不少普通員工與企業實控人之間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在衆多P2P平臺裡，除了實控人與少數財務風控核心人員知道業務模式貓膩（比如虛構大量殼公司發起借款標開展資金池、自融業務等），多數員工未必知道真相，導致他們一直被矇蔽，執迷於企業上市與財務自由的夢想。
記者多方瞭解到，部分P2P平臺高管在明知真相情況下，則抱着僥倖心理。
一家中等規模P2P平臺原合規總監告訴記者，早在2016年，他就發現多數借款端底層資產主要分成兩大類，一是平臺實控人自己創建的各類空殼公司，二是財務狀況極差、很難指望按時還款的上市公司或房地產公司。但它們憑藉一紙擔保函輕鬆獲得數百萬元借款，其中的利益輸送實在是說不清理還亂。
“遺憾的是，我對此選擇沉默，一味希望平臺能在借款端壞賬爆發前實現上市，讓自己財務自由安全離場。”他告訴記者。最後這份僥倖心理令他偷雞不成蝕把米——隨着P2P平臺爆雷，地方相關部門多次找到他，一方面要求他協助調查非法吸收公衆存款行爲，另一方面則希望他退還多年收入，用於填補出借人資金兌付缺口。
“更麻煩的是，如今我求職遇到不少困難，不少企業一看我擁有多年P2P工作履歷，就不敢僱傭我，怕我將P2P慣用的資金池、期限錯配、自融等違規做法帶入新公司。”他感慨說。
出清不易轉型更難
隨着175號文明確提出P2P網貸平臺“能退盡退，應關盡關”，擺在衆多P2P平臺面前的最嚴峻挑戰，是謀求業務轉型同時妥善清退P2P業務。
陸金所控股首席執行官計葵生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2019年8月陸金所着手停止使用個人投資者資金作爲信貸資金來源並着手清理網貸資產，當時P2P業務餘額約有1600億元，去年底這個數字降至1000億元，今年6月底又降低至約478億元，預計今年年底將進一步降至200億元。
目前，這家國內曾經最大的P2P平臺已申請設立平安消費金融公司，繼續開展消費信貸業務。
在趙誠看來，能否妥善清退P2P業務，很大程度影響着平臺能否儘早獲得網絡小貸、持牌消費金融機構等業務牌照。
去年11月，相關部門出臺《關於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轉型爲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整治辦函〔2019〕83號，下稱“83號文”）下發，爲網貸轉型小貸公司、持牌消費金融機構提供政策扶持。
但在實際操作環節，不少地方金融監管部門要求P2P平臺需先妥善清退所有P2P業務（即償還P2P出借人所有本金），纔會考慮支持它們申請獲取小貸、網絡小貸、持牌消費金融公司等業務牌照。
然而，要妥善清退P2P業務，絕非易事。
一位專注汽車抵押貸款的P2P平臺風控主管向記者透露，如今他們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借款人逃廢債狀況日益嚴峻。究其原因，衆多借款人押注平臺爆雷而紛紛拒不還貸，此外不少抵押汽車存在多次抵押狀況，導致抵押汽車債權關係極其混亂，處置起來相當複雜，拉長了資金回籠週期。但是，時間不等人——若他們無法完成地方相關部門給出的P2P業務清退進程，未能按時兌付出借人相應資金，就可能按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罪立案。
“由於擔心平臺最終被立案牽連自己，平臺多數留守員工整日人心惶惶。”他坦言。
記者瞭解到，相比多數平臺在P2P業務清退方面苦苦掙扎，不少股東背景實力雄厚或轉型步伐較早的平臺總算與P2P劃清界限。
10月，信也科技（原名拍拍貸）發佈公告稱，截至2020年9月，拍拍貸已完成存量P2P業務清零和退出，已成功向助貸平臺轉型。
一個月後，嘉銀金科旗下網貸平臺你我貸宣佈P2P在貸餘額全部清零，所有出借用戶本金與預期收益均得到兌付，目前嘉銀金科正向金融科技平臺轉型。
“即便完成了P2P業務清退，不少平臺轉型征途依然不好走。”一位已完成P2P業務清退、正尋求小貸牌照的海外上市P2P平臺負責人向記者坦言。按照83號文規定，P2P平臺轉型全國經營型小貸公司，實繳資本金不低於10億元。這個准入門檻對他們而言尚能承受。不過，近期銀保監會、央行發佈最新的《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將跨省經營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的企業實繳註冊資本調高至不低於50億元，令他們頓感轉型成本實在太高。
“過去兩週，我們找過不少二級市場投資機構與股東尋求定增融資，進而籌措50億元資金申請全國網絡小貸牌照，均被婉拒。”他告訴記者。究其原因，二級市場投資機構與股東均認爲轉型網絡小貸公司，未必能令股價回覆到上市時價格；何況金融科技監管環境正在發生變化，令他們傾向對P2P平臺轉型前景選擇謹慎觀望。
記者多方瞭解到，隨着網絡小貸牌照準入門檻大幅擡高，不少P2P平臺曾考慮轉而申請持牌消費金融機構牌照，畢竟其准入門檻約在5-10億元，遠遠低於前者。但經過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的初步溝通，他們發現要獲得持牌消費金融機構牌照的難度更高——除了需要尋找大型企業作爲發起方，相關部門對平臺風控能力、業務場景、合規操作的審覈要求更加嚴格，足以將絕大多數缺乏雄厚股東背景的P2P平臺擋在門外。
“就業務模式而言，平臺內部多數高管也不贊成轉型爲持牌消費金融機構。”前述海外上市P2P平臺負責人指出。一是金融監管部門對持牌消費金融機構的業務槓桿率將從嚴限制，令業務規模面臨不小的制約；二是不少持牌消費金融機構都將年化借貸利率上限調降至4倍1年期LPR（15.4%），導致業務利潤率低於P2P，很可能觸發資本市場對業務轉型失去“信心”，進一步減持股票“避險”。
在他看來，對多數P2P平臺而言，似乎只有轉型助貸機構“華山一條路”，儘管這條路也未必一帆風順。
7月，銀保監會正式發佈《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一方面給助貸業務規範操作“正名”，允許商業銀行與各類金融開展營銷獲客、聯合貸款、風險分擔、信息科技、逾期催收等方面合作，另一方面則大幅擡高了助貸業務的准入門檻。
按照《辦法》規定，商業銀行應當建立全行統一的合作機構准入機制，實行合作機構的名單制管理，並對合作機構進行准入前評估。
一位城商行零售部門主管向記者表示，以往銀行與助貸機構合作的准入門檻“千差萬別”——有些是看中其股東背景，有些是看中其願意在銀行存入高額的風險準備金，有些則基於其強大的獲客導流能力與完善風控體系等。如今他們正按照《辦法》相關要求“統一”准入門檻，將合作對象鎖定在擁有上市背景、資金實力與股東背景相對雄厚、已擁有龐大助貸業務與成熟助貸業務規範操作經驗的平臺。此外，這些由P2P轉型而來的助貸機構是否擁有融資擔保牌照或信用保證保險合作資源，能否有效降低助貸業務壞賬損失風險，也是他們重要的評估考量依據。
在他看來，這意味着只有行業大型平臺能通過助貸業務存活發展，多數中小平臺在P2P業務清退後，依然難以找到轉型生存空間，等待他們的只有“關門”。
“無證駕駛”的反思
多位P2P平臺創始人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均表示，如今他們時常會思考一個問題，當初爲何會選擇P2P作爲創業方向。
“坦白說，我現在挺後悔創建P2P平臺。”一位尚未完成P2P業務出清的P2P平臺創始人向記者感慨說，儘管P2P在誕生伊始承載着發展普惠金融的使命，但整個行業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生存條件——金融作爲特許經營行業，是需要持牌經營的。然而，P2P從蓬勃發展到黯然落幕，似乎一直都在“無證駕駛”。
記者多方瞭解到，P2P無證駕駛，同樣發生在歐美國家。由於缺乏有效監管，被譽爲P2P鼻祖的美國線上放款平臺LendingClub在2016年被曝將一筆2200萬美元優質貸款產品(near-primeloans)違規發放給同一個投資者，導致多位公司高層被迫辭職。
此舉迅速激發歐美金融監管部門對P2P行業的從嚴監管。當年美國財政部針對P2P貸款行業提出一系列監管建議，包括要求P2P貸款機構在登記平臺披露詳盡的個人借款與信貸資產證券化信息，以便公衆查閱；此外P2P平臺有義務加強P2P貸款資產的信息透明度等。
美國財政部甚至認爲，P2P行業面臨的一大發展問題，是透明度相對不高。與傳統銀行相比，P2P平臺受到的監管較少，導致大量貸款的信息披露要求極低，存在不少未知風險與違規操作隱患。
如今，歐美金融監管部門正持續加強對P2P行業監管，大幅提升P2P平臺的信息披露與合規操作程度，令這些國家P2P平臺跑路與爆雷事件相對較少。
“其實，信息披露不足、無證駕駛、合規操作缺失等問題一直困擾着國內P2P行業，即便在P2P平臺數量歸零時，這些問題仍沒得到有效解決。”上述P2P平臺創始人向記者直言。在前些年P2P鼎盛時期，他見到太多因缺乏監管所引發的行業亂象：一家民營企業只需採購數千元的P2P運營系統，就可以發起P2P平臺募集千萬資金；衆多P2P平臺的底層信貸資產永遠是一個未解謎團，沒人知道資產端到底隱藏了多少自融業務；很多投資者只關心P2P投資回報多高、以及平臺是否做出剛性兌付承諾，很少關注底層借貸資產“真僞”，於是衆多居心不良者紛紛打着P2P高回報的幌子，堂而皇之地進入這個領域混水摸魚套取投資者數百億資金。
信而富創始人王徵宇此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直言，國內P2P行業的無證駕駛，還觸發一系列矛盾。
首先，監管部門要求P2P平臺遵守信息中介職責，不保本、不保息。但在實際操作環節，由於不少P2P平臺涉嫌提供擔保與剛性兌付承諾，部分地方相關部門便督促P2P平臺儘快完成投資者資金兌付，導致P2P平臺的法律定位（信息中介）與實際職能（信用中介）相互混淆，由此加重了P2P行業的負面形象。
其次，P2P出借人只負責出錢投資，相應的投資權益始終沒能得到充分保障。具體而言，在P2P平臺投資決策與日常管理裡，出資人無法參與發表意見，其結果是部分P2P平臺實控人可以肆無忌憚地挪用投資者資金“亂投資”與開展自融交易，侵吞大量出資人資金。
但在美國，隨着P2P監管加強，美國機構投資者（多數散戶將資金交給機構委託投資）與P2P平臺開展業務合作時，都會從嚴審查P2P平臺的底層資產質量與風險防範機制，以及相關業務操作是否合規操作，令P2P平臺整個業務操作均受到出資人的監督。
第三，P2P平臺主要服務於相對高風險的放貸客羣，卻對借款人難以採取相應的還款逾期懲戒機制。此舉導致大量逃廢債現象出現，平臺資金回籠與兌付能力均遭遇不小衝擊，直接影響到P2P業務清退與轉型進程。
“我們內部也一直在討論，P2P行業某種程度兼顧存款與貸款兩大業務職能，與銀行業務模式相當類似，卻沒有想配套的金融監管體系，其結果必然是亂象叢生——只要有居心不良者借P2P平臺虛構借款資產套取大量投資者資金，進而捲款跑路或龐氏騙局曝光，勢必觸發金融市場灰犀牛風險迭起，招致金融監管部門最嚴監管，取締P2P行業也在情理之中。”前述P2P平臺創始人直言。就這個角度而言，P2P因崇尚普惠金融而誕生，但由於無證駕駛，最終只能落得黯然“歸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