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疑日」入獄、愛國未遂的杜重遠（郭冠英）

（圖／郭冠英提供）

現在臺灣反中、崇美、媚日下，弄出種種「荒謬至極，細思極恐」的事，幾乎都可從抗日曆史中找到原形。

像從賴清德說的「不能懷疑美國，否則臺灣會很危險」，到「長住中國的臺籍選手李東憲，以個人名義在韓國跆拳賽奪下銅牌，高舉五星旗，引起譁然，接受中媒訪問時又稱臺灣是「鬼島、獨裁、沒有言論自由」。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李東憲是否共產黨員、在臺灣發展相關的組織，必要清查法辦，絕不容許污衊臺灣。」等，都可在1935年杜重遠的《新生》週刊事件，和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中，找到翻版。

照片後排左一爲杜重遠，後排左四爲沈鈞儒，後排右一者爲李公僕。（圖／郭冠英提供）

沈鈞儒等「七君子」，是11月22日在上海被捕，20天后，發生雙十二事變。張、楊兵諫的要求，就是要停止內戰，釋放七君子。

杜重遠就是提出了「疑日」，被判入獄，當時他的好友，國民黨人齊世英，還告訴杜只會關幾個月，爲給日本個交待。

杜重遠（1898－1944）「九一八事變」後，被鄒韜奮聘爲《生活》週刊特約撰述，以記者身分，在各地奔走抗日，他在1934年創辦《新生週刊》，1935年刊出「閒話皇帝」一文，文是艾寒鬆化名「易水」所寫，但杜扛起文責。

「閒話」是說「日本的天皇，是一個生物學家，對於做皇帝，因爲世襲的關係，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雖也奉天皇之名義而行，其實早就做不得主。接見外賓的時候，用得着天皇，閱兵的時候，用得着天皇，舉行什麼大典的時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記了，日本的軍部、資產階級，是日本的正真統治者…」

文刊後上海日文報紙激烈反應，稱《新生週刊》侮辱天皇，上海的日本浪人和日僑上街遊行，表示不滿。緊接着，日本駐上海領事向國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要求他們向日本謝罪，嚴懲有關責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傳。日本國內，更是一片「懲戒支那」的聲音。迫於局勢，民國政府查封《新生》，查封前杜重遠仍撰文吶喊：「最後勝利不是屬於帝國主義者，到底是屬於被壓迫人民啊！」

在審判時，日本駐滬總領事還蠻橫地闖進內室監視法官集議。在日方壓力下，法院當庭宣判杜重遠犯「散佈文字共同誹謗罪」，判處杜一年兩個月徒刑，立即送監執行且不得上訴。

杜重遠被關進上海漕河涇第二監獄，包括魯迅在內的社會名流紛紛探監。杜在獄中託人帶信給楊虎城、張學良，呼籲全國軍人團結抗日。國民黨當局無法抵擋輿論壓力，被迫於1936年春天，將杜重遠移至虹橋療養院軟禁。

張學良、楊虎城都來探望。9月，杜重遠獲釋。這也是管黨的陳果夫，認爲杜與「西安事變」的爆發有關，要叫齊世英把他從江西帶來南京，解決放蔣的事。

事變和平解決後，杜重遠、宋慶齡、沈鈞儒等人同爲共產黨推舉爲聯合政府次長。杜重遠於抗戰期間，1944年6月，在新疆遭盛世才毒害身亡，得年46歲。

杜重遠的女兒杜毅，寫了「破碎的中國」一文，懷念其父：

復旦大學生在「宋園」，杜夫婦的墓前紀念杜重遠。剛好是馬英九訪復旦時。（圖／郭冠英提供）

我的父親，杜重遠，想做一個完整的中國，想到死。

我父親，當時，上一世紀的這個時候，只是想在每個中國人手中放個碗，或許不是裝只雞，是裝碗飯，填飽肚子。

結果，如魯迅說的「偌大的華北，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我父親做的碗，都打碎了。他想要找一張平靜的書桌，爲此而死。

他去日本學瓷器，回中國辦了肇新瓷器廠，在中國最有力的將軍—張學良的支援下。結果，日本人打碎了中國。他逃到關內，到了上海，籌了資本，又開了光大瓷器公司，日本人又打碎了它。他面臨抉擇，是去美國，忘掉中國呢？還是去俄國，再做中國呢？他決定與中國在一起，他對張學良說：「日寇並不可畏，可畏的是一個民族喪失了氣節」。

他去了新疆，開辦了新疆學院，搭起了文化列車，他想找張平靜的書桌，再做他的陶胚。1941年，德國進攻俄國，第三國際岌岌可危，新疆的統治者親蘇親共的政策動搖了，在一個下雨的夜晚，我父親被從書桌邊拉走，我母親說「檐間積雨，漏得艱難，似簌簌淚、滴滴血……」

1944年，這個中國，打碎了，無聲無息。

當時，我才4歲，我妹妹還在母親肚子裡，我們遭受極大的苦難，我們在醫院裡，染上結核病，痛苦一生。我們在雪地裡被抓回來，手腳都凍傷，我母親給我們用熱水敷，痛得我吱吱叫，她那急切的愛差點毀了我們的手腳。我父親留下了一句話，「離散了一家，團圓了萬家」，我母親說：「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她無怨無悔。

他們本來也有一個彩色的中國夢。我母親是日本培養的法律博士，她與父親在日本相識，她回到中國，在燕京和馮庸大學教書，有天，宿舍下飄來了一隻雁形風箏，上面寫着「不傳消息但傳情」。1933年2月，他們結婚了。婚禮一完，我父親這隻風箏，立刻飛到了熱河，日本人踏進了長城，我父親與張學良宋子文去阻擋。我母親一人回到上海的新家，看着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

我父親要我母親記得他們的「新婚歌」，「不會讓你孤單上路」，他這隻雁形風箏，終於未實現他的諾言。

1945年，我們回到上海老家，「畫樓重上與誰同？」我們的家破碎了，隨後，中國又分裂了，我們家的苦難沒有結束，但我母親儘量在修復我們這個家，我們的中國。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我依稀記得有天父親打傘，抱着我，他說「祖國就像這把傘，它能爲你擋風遮雨，但是要好好愛護它」。現在，中國不再破碎了，除了臺灣那塊小裂痕之外，我父親當年爲國共合作奔走，現在第三次合作的呼聲又再響起，這塊裂痕若能彌合，中國就不再會分裂了。

現在，不但每個桌上有隻雞，每個碗裡都有，我們有了平靜的書桌，也能安靜的吃碗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