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何女生被性侵後多選擇沉默？王小波寫出了答案
今日，一位女生舉報在今年5月遭媒體人章文強姦，還曾遭其恐嚇：“如果因爲你而導致我兒子不能出國讀書，我會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手段！”蔣方舟和知名媒體人易小荷隨後也發聲，稱曾遭章文性騷擾。
爲何女性被性侵後，很多人沒有選擇報警，而是選擇了沉默？
如果不是有人爆料章文，蔣方舟和易小荷可能也都不會公佈自己曾經的經歷。
爲什麼她們受到了傷害，還要保持沉默？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數
一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裡，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衆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裡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龍應臺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爲什麼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後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憶錄，並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後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裡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裡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里之間起了紛爭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裡吐痰。順便說一句，前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爲像蕭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着夾鼻眼鏡，留着山羊鬍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鬍子，探着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蕭斯塔科維奇長得什麼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他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爲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範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後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裡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志，“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爲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裡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胎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面就說這麼多，因爲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面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瞭解，紅箍還不大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爲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蕭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爲什麼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爲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爲世界還有陰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歷、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二
我說自己多年以來保持了沉默，你可能會不信。這說明你是個過來人。
我認爲，可以在話語的世界裡分出兩極。一極是聖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願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徵來的稅金。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稅金。在那些說話的人心裡都有一個稅吏。
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這就意味着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了。我還不致爲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開口說話並不意味着恢復了交納稅金的責任感，假設我真是這麼想，大家就會見到一個最大的廢話簍子。我有的是另一種責任感。
幾年前，我參加了一些社會學研究，因此接觸了一些“弱勢羣體”，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同性戀者。做過了這些研究之後，我忽然猛省到：所謂弱勢羣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爲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爲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在中國，人們以爲同性戀者不存在。在外國，人們知道同性戀者存在，但不知他們是誰。有兩位人類學家給同性戀者寫了一本書，題目就叫做The Word Is Out 。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羣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爲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作爲最後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
三
我現在寫的東西大體屬於文學的範疇。所謂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先把文章寫好看了再說，別的就管他媽的。除了文學，我想不到有什麼地方可以接受我這些古怪想法。賴在文學上，可以給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個立腳點。有這樣一個立腳點，就可以攻擊這個圈子，攻擊整個陽的世界。
幾年前，我在美國讀書。有個洋鬼子這樣問我們：你們中國那個陰陽學說，怎麼一切好的東西都屬陽，一點不給陰剩下？當然，她這樣發問，是因爲她正是一個五體不全之陰人。但是這話也有些道理。話語權屬於陽的一方，它當然不會說陰的一方任何好話。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他把婦女和小人攻擊了一通。這句話幾千年來總被人引用，但我就沒聽到受攻擊一方有任何迴應。人們只是小心提防着不要做小人，至於怎樣不做婦人，這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就是到了現代，女變男的變性手術也是一個難題，而且也不宜推廣——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真男人就會找不到老婆。簡言之，話語圈裡總是在說些不會遇到反駁的話。往好聽裡說，這叫做自說自話；往難聽裡說，就讓人想起了一個形容缺德行爲的順口溜：打聾子罵啞巴扒絕戶墳。仔細考較起來，恐怕聾子、啞巴、絕戶都屬陰的一類，所以遇到種種不幸也是活該——筆者的國學不夠精深，不知這樣理解對不對。但我知道一個確定無疑的事實：任何人說話都會有毛病，聖賢說話也有毛病，這種毛病還相當嚴重。假如一般人犯了這種病，就會被說成精神分裂症。在現實生活裡，我們就是這樣看待自說自話的人。
如今我也擠進了話語圈子。這隻能說明一件事：這個圈子已經分崩離析。作爲從另一個圈子裡來的人，我對新圈子裡的朋友有個建議：讓我們來檢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瘋不瘋？有各種各樣的鏡子可供檢查自己之用：中國的傳統是一面鏡子，外國文化是另一面鏡子。還有一面更大的鏡子，就在我們身邊，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議論當然是有感而發的。幾年前，我剛剛走出沉默，寫了一本書，送給長者看。他不喜歡這本書，認爲書不能這樣來寫。照他看來，寫書應該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靈魂。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個，就是我自己。這話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誠實。
本文摘自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數》
王小波著/2017年4月版
《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雜文代表作，他以卓越的文采，衆醉獨醒的姿態對社會道德倫理、國學與新儒家、個體尊嚴以及小說、藝術等方面進行了酣暢淋漓的剖析，表達了有理有趣的觀點。時隔二十年，依然如同清流一般，讀來讓人沉思，讓人捧腹，讓人拍案叫絕。王小波說：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麼，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爲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